青年作家李司平的扶贫攻坚题材中篇小说《猪嗷嗷叫》，在《中国作家》2019年第5期发表后，一时好评如潮。《小说选刊》2019年第5期头条选载，荣获第十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新人奖。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和《小说选刊》杂志社联合编选的“扶贫攻坚优秀中短篇小说选”《易地记》将其选入；云南省作家协会选编的“云南扶贫攻坚题材作品选”《跨越》也将其选入。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易地记》在其《前言》中指出：“《猪嗷嗷叫》是一篇奇文。1996年出生的傣族小伙儿李司平从云南大山的深处走来，凭借一篇处女作一鸣惊人，还得到了王蒙先生的称赞。这篇小说写得幽默诙谐，跌宕起伏，有对现实的正面强攻、对政策的精准把握，也有对人性的幽微勘察，更有对底层百姓的悲悯和宽怀。当时在读大二的李司平的确是横空出世，有着‘中国南方高原’的写作气象和海拔。”

　　李司平的《猪嗷嗷叫》写得有“气象和海拔”，这个我赞同。但从文学批评的坦率角度讲，作品的后半部分尤其是结尾部分的“尾巴功能”没有处理得好，有瑕疵，险些造成了“一丑遮百俊”的颠覆性后果。

　　该小说写脱贫攻坚战中的一场“杀猪”闹剧，情节跌宕起伏，语言充满了蓬勃活力。作者对行为动作的描写精准恰当，尤其是对拟声词的运用恰到好处。整部作品是厚重的，但结尾部分对扶贫干部李发康的“革职处理”铺垫得不够严谨，把控人物性格发展的力度不够，方向偏移，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题旨强度，偏离了小说艺术的“尾巴功能”。

　　为了本文叙述的方便，我们有必要来捋一下扶贫干部李发康，为什么会在作品的结尾部分被清理而“出走”了。从文本中，我们得知，这是从顺发的“憨婆娘”走丢前开始的。

　　顺发婆娘外出走丢的原因是，堂哥李发康在“以暴制暴”、教育扶不上墙的烂泥堂弟发顺时，脱口一句“过不下去就离婚”。从作品情节推进的角度来看，这个细节是合理的。具有点“痴傻”的农村女人玉旺，是被好吃懒做、恶名盈村的二流子顺发“忽悠”来家里的。她自成了顺发家里的一员时，也就成了顺发的出气筒、受气包。这里照抄一段精彩的叙写：

　　两个人的落魄家庭，发顺充当着暴君。暴君必有暴行，首先发顺得先喝点酒，酒劲上头就趁着酒兴挑玉旺的毛病，以便为想要实施的暴行寻找合理的依据。一曰批评教育和指正，二曰拳头之下长记性。而玉旺最大的毛病在于一贯的示弱和一贯的隐忍，所以整日咔咔剁芭蕉喂猪成了发顺挑出的毛病。

　　“憨婆娘，大事不做，整日只会剁芭蕉喂猪！”发顺挑起。

　　剁芭蕉的玉旺受骂，无言之杠，往下剁的力度加大：“嗒喈嗒。”今夜，发顺家又不得安宁。

　　最先传出发顺酒后没有条理污浊的叫骂声，叫骂声一直持续，越来越大声。其间伴随着锅碗瓢盆落地、玻璃器皿破碎的声音，玉旺隐忍不回应，发顺独角戏唱罢，紧接着就是拳头击打肉体的闷声、头颅撞击门板的砰砰声，且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凶狠。

　　邻里以及全村今夜又跟着不得安宁：“发顺又发酒疯打婆娘了！”

　　“发顺疯了，打得这么厉害，会不会打死人？”暴行愈演愈烈，从未有过的激烈，因为能清楚地听到玉旺绝望的惨叫和求饶声：“不要打了……啊……不要打了……”邻里乃至全村不由得为玉旺揪心：“去看看吧！劝劝，不然发顺这畜生真把媳妇打死。”也有异议：“别人家的家事别去掺和，别去沾到发顺。”

　　驻村扶贫干部李发康（同时也是发顺的堂哥）闻之此事时，作家用了“嘭！……啊！……砰”这样的3个连续声音和动作让其破门而入而止暴。紧随，堂哥发康两次蹬翻了撒野的堂弟顺发。顺发连续两次“获取”了发康的腿脚威力，赖在地上，仍然撒野不辍。发康对发顺咆哮完“老子是干部，但也是你哥”这句话后，揪着地上耍赖的发顺的头发就地拖行到玉旺的跟前，厉令“道歉”。随后向不堪凌辱的玉旺脱口说出了“过不下去就离婚”的那句话。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讲，这里的精彩叙事是对人物形象塑造的一个铺垫，也是后面人物行事的一个逻辑伏笔。后面玉旺离家出走，与这次李发康的处事有关，但又不完全是。作品在写到贫困小村“丢猪”又“丢人”，“找猪”又“找人”时，情节的缠绕推进，无疑将作品“进行时”推向了一个高潮。为了找回一头走失森林的“建档立卡猪”和一名因家暴凌辱而出走的农村妇女，当地政府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包括民警和消防救援力量，最后还是无果而终。这里诡异的是，寻找丢失的人和猪的“国家力量”，只有一往无前去“寻找”的方向，亦即“前进”的方向，却没有人提出丢失的“原因”，哪怕是走过场式的质疑和询问。这显然不符合人物形象发展的内在逻辑。这样的人物塑造，给人感觉那个贫困小村是法外之地，连警察办案也无需走“程序”，不加思索地“一窝蜂”往领导指的地方前进就是了。

　　走丢了的“建档立卡猪”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女主人玉旺在上千人的力量付出下，没有被“找回”。对猪认为可能是被野猪“夹跑了”，对玉旺只作简单的“失踪人口”结论。人命关天，猪命好像也关天了。这事大了去了。凡大事肯定得有人“背锅”，这“锅”的背负者，扶贫干部李发康就是不二人选。李发康在寻找失踪的猪和人的过程中，积劳成疾倒在了现场。李发康是躺在病床上被当作问题处理的：扶贫的母猪丢了是工作上的错误；用“不当的手段”处理基层问题并造成严重后果，是严重的工作错误。数错相加，李发康就成了扶贫工作的反面典型，被革去公职。这样的处理，就会让人觉得，县乡两级党委、政府对脱贫攻坚战的精髓把握不准确，至少也是不够到位。当今时代背景下，要开除一个公务员的公职，至少要走一走“程序”，哪怕是听一听他本人的意见想法也好，不能轻易单方面就给出决定人命运的结论，这过于草率。这个逻辑上的失误，与千人寻找猪、人时的做法同出一辙。

　　李发康被处理出公务员队伍，外出打工，“身无一物坐上离开的客车的时候，那个消失数月音讯全无的玉旺从山里回来了”，并且带回了一群小猪仔。兰乡长代表党委、政府给李发康通话说，对开除他的事是个“误会”，叫李发康回来重新“工作”。这个情节的背后，也给人产生当地县乡党委、政府办事浮躁潦草的感觉。李发康在驶出南方高原的列车上，挂断兰乡长的电话，自语着“唉，累了！结束了！”的话语，靠着车窗睡去。他在病床上接到上级处理他的通知时（这样的通知不是违规，至少也是反人性的），他只是简单说了句“就这样吧”。

　　尽管在作品最后，作者幽默了一回：把玉旺管养的每一头猪都叫“李发康”。“尾巴功能”，按“新新人类”的说辞，这叫“尾巴原理”。我“百度”了一回，答案有多个。其中有一个“把握平衡、把控方向”，有点拿捏七寸的意思了，但从小说叙事艺术的角度来看，有点“豹尾”的味道，我笑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