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南的深山密林中，一个小山村在这里生生息息，历史让她烙下了红色的印记。

　　蒙自查尼皮村被历史记住，更多的是因为这里曾经召开过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同时也是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地下活动时期唯一召开过的一次党代表大会。

　　那时的查尼皮村小得很，藏在蒙自、靖边（今屏边）、开化（今文山）3县交界的深山密林中，是一个形似人嘴的山岩，地势险要，犹如井冈山的黄洋界，距滇越铁路迷拉地火车站6公里。当时村里仅有13家人，除两户汉族外，其余都是仆拉（彝族支系）和苗族。已经牺牲的县委委员黄明俊早就在这里建立组织形成根据地，省临委干部也早就在这里活动，就连周围村寨也皆是地下党的势力范围。

　　1928年10月13日，迤南的天空阴沉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在查尼皮村李氏家族的一间茅草房里，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会期2天。出席大会的有省特委委员、迤南区委委员，蒙自、石屏、马关、昆明、易门、铁路、矿山的代表，指定的工运和共青团代表，以及刚由中共中央派回云南工作的张舫，共17人。人虽少，但比7年前中共一大的代表还要多几个，已属不易。

　　代表们齐声高唱《国际歌》，不少代表都是第一次集体唱这首歌，以至成为几十年后还铭记在心的细节。那雄浑的合唱让人热血沸腾，倍感庄严，更使这次会议显得神圣，背负拯救云南大地的使命。

　　经过茅屋里两天的讨论研究，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包括《云南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组织任务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4个文件。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中共云南临时省委，由陈廷禧任书记。

　　就这样，10月13日至14日这个日子，连同查尼皮这个彝语地名，被定格在历史的尘埃里。

　　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特别的地点悄悄召开了。

　　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确实有她的历史特殊性。

　　1928年1月，云南反动政府建立“清共委员会”，掀起反共高潮，白色恐怖顿时笼罩昆明，数十名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2月，省临委书记王德三、临委委员李子固先后赴上海向中央汇报，王德三是从蒙自绕道越南前往上海的。王德三到上海后，被党中央指定为云南代表，出席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紧接着赴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一去就是数月，省里也无法联系。省临委委员李鑫、吴澄、吴少默、杨正元等人均在迤南基层指导工作，在昆明的省临委机关仅剩赵祚传一人主持工作。为保证正常工作，省临委于4月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由赵祚传、吴少默、吴澄3人临时组成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赵祚传为书记，行使省临委职权，领导全省斗争。

　　这期间，被反动政府“清共”后断绝了经费来源的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广大党员可谓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不是冬天却已雪上加霜，其艰难程度叫人难以置信。省临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诉说：“同志的手表、金水笔都卖尽了，被盖、垫单甚至身上穿的衣服分下来去当卖，但是能维持多少时候？有时候工作不能停止，饿一两天不能吃饭，甚至两个人只剩一条裤子，一人出去工作，一人躲在家里……吃稀饭、吃白薯充饥，这是常有的现象。”而这时勇担省特委书记的赵祚传，身上就只有责任没有权利了，其首要任务就是筹集党的活动经费。这个人称“大户人家贵公子，革命军中马前卒”的赵书记，就于1928年6月拖着病体从昆明步行300多公里回家乡大姚，劝说父母第三次变卖家产，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却在准备返昆明时，于9月27日被反动政府跟踪逮捕入狱，翌年3月在大姚被杀害。这样一来，省特委机关又只有吴澄一个女同志维持。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领导机关更加陷入危难，亟须召开代表大会研究解决。省特委原计划等王德三回滇后即召开代表大会，但一直得不到中共六大会议的消息。报告中央，等了一个多月仍未见回信。其实这一时期，全国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遭受严重摧残后，又在中央推行“左倾”盲动主义中遭受新的重大损失。湖北省委在1928年连续3次受到大破坏，广州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湖南省委被两次大破坏后，省委机关只得远迁上海。山西、陕西、四川、云南等省在1928年夏天同中央断绝了联系。这种严峻的形势，哪还收得到远在上海的中央的回信呢，或者中央根本就没有收到云南的请示，也未可知。

　　在此情形下，为保证云南党的工作顺利开展，省特委根据1928年5月《中央致云南临委信》中要求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召开一次扩大会议，产生5人至7人的临时省委的指示，果断决定选址全省的重要据点蒙自查尼皮召开了代表大会。1929年2月，中共中央为这次代表大会专门写了《中央指示云南第一次全省大会信》，后来附上《云南临委给中央的总报告》一并刊登在中共中央《政治通讯》上，表明中央事后认可了这次代表大会。

　　在那白色恐怖的非常时期，地下党的工作常常处于变幻莫测之中，只能随机应变，难以苛责求全。事实上，当时党的工作既有未得到中央批准就做的情况，也有虽经中央批准，由于条件制约而没有做的情况。如1929年底，中央批准云南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但几次计划好却始终未能召开。于是，查尼皮会议就成了整个云南地下党活动时期召开的唯一一次全省党代会，这样越发显得重要而珍贵。

　　多年来，在北回归线穿越的蒙自，我和地方文史专家万犹麟、张鸿昌、陆善群等忘年交，经常闷在燥热的水泥楼中，纵谈井冈山与蒙自，纵谈地下党的生死气节，纵谈那些远离繁华都市的尘封话题，每每暮色降临仍意犹未尽。我不断蛰伏在史志资料的旧书堆里，像虫子一样静静蚕食那些霉纸上的方块字。试图循着时空隧道进入久远的地下党岁月，与一个政党的历史对话，与井冈山一样的蒙自交谈，寻找和守望那些无序中的秩序。

　　这些年来，我徒步查尼皮，徒步滇越铁路，徒步蒙蛮古道，一路倾听历史，寻找照亮世界的星火，逐步把这一切心灵的收获，创作为各种艺术形式的红色文化成果，让历史发出洪吕之声，引发世人灵魂的共鸣。

　　从1995年写下第一篇党史题材的散文《风雨查尼皮》开始，20多年来，我已创作了云南早期地下党题材的文学作品20多万字。其中散文《那些地下的日子》发表于《边疆文学》2009年第9期，并获云南省文联等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纪念征文”奖；长卷散文《云南的“井冈山”》发表于《中国作家》纪实版2010年第8期；报告文学著作《云岭红墙》2011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省文联列为云南省庆祝建党90周年文学献礼作品，云南省作家协会列为重点扶持作品，云南省报告文学研讨会列为重点研讨作品，云南省作家协会等单位为该书举办了首发式暨研讨会；编剧红色现代芭蕾舞剧《不忘初心查尼皮》，2018年10月12日在红河大剧院首演成功；2011年策展项目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查尼皮、2019年策展项目蒙自烈士纪念馆，均以展馆形式对云南早期地下党历史作了全新展陈。所有这些各类形式的原创作品，表达了我对这片红色大地的深情与眷恋，对红色历史的追寻与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