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深夜，独坐灯下，翻看着已经泛黄的《红河日报》发稿剪贴，过往的记忆一下子如潮般涌入脑海，久久挥之不去。

　　我的故乡远在几千公里之外、河北省藁城区一个叫做大王村的地方。按说，相隔千山万水，此生都不可能和《红河日报》发生任何的交集，但缘分就是这么妙不可言。一次偶然的机缘，当时还在驻滇某部服役的我，认识了妻子小芳，她是开远人。记得那时正逢《小芳》这首歌流行的年代，就是因为这首歌让素不相识的两个人紧密联系在一起。退伍时，她义无反顾地跟着我回到了四季分明的北国。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饮食、气候的不适应，常常勾起妻子对家乡的思念，那几年，她几乎是在煎熬和痛苦中度过的。1998年年底，禁不住妻子的软磨硬泡，我再次回到阔别已久的第二故乡——红河州。那个时候，儿子刚刚出生，我又无所事事，一度找不到人生的方向。茫然无助之时，我的老排长盛保学和时任州委宣传部新闻文化科科长的刘猛引荐我去《红河日报》应聘，从此我便和《红河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用原红河日报社总编何劲松的话说，我成了《红河日报》第一代新闻“民工”。

　　记得那是1999年3月22日，我刚到报社报到，就接到了第一个采写清除金湖底泥消息的任务，也算是对我的考核。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连州、市领导谁是谁都傻傻分不清楚。“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更要上。”部队的磨砺给了我勇往直前的勇气。我硬着头皮，走进人群，一个一个拉着问。好巧，我问的那个人正是时任红河州州长白成亮，弄得我一脸的尴尬。跟楞绊倒地完成采访后，赶紧回到宿舍奋笔疾书，很快写出了《清除个旧金湖底泥义务劳动昨起展开》的消息。写完后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了一篇《人心凝聚金湖畔》的现场特写。第二天，我把稿件交到时任红河日报社要闻部主任李有华手中时，内心忐忑不已。没想到的是，李老师看完一拍桌子说通过了，顿时让我松了口气。当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泛着墨香的《红河日报》上的时候，我激动地像个傻孩子似的。正式上岗后，报社领导考虑到我的实际困难，还安排了集体宿舍，让漂泊不定的我顿时有了“家”的感觉。从那时起，我便认定了《红河日报》这个“贵人”。

　　时至今日，回忆起在《红河日报》工作生活的那段经历，是我人生之中最精彩、最快乐的时光。那个时候，红河日报社还在个旧，坐落在阴山脚下金湖之畔，颇有灵山秀水的韵味。每天上下班我都会绕湖走一圈，似乎永远不知疲倦。

　　我是半路“出家”，新闻写作基础差、底子薄，一路走来，得益于报社老师们的指导，使得我新闻写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印象最深的是2000年要闻部策划了“走进南部”系列报道，我和同事一起走遍了元阳县、红河县、河口县等地最偏远的村寨。那时候交通还不便利，好多乡镇晴通雨阻，车子进不去，只能步行。有一次，我和保公两个人从绿春县穿过金平县老集寨乡、再到元阳县攀枝花和胜村乡，整整步行了8天。我的脚磨破了，同事的脚都走肿了。半路上还遇到了一条蝮蛇，挺着半截身子、吐着信子和我们对峙了好一会儿，直到我按下相机快门的“咔嚓”声才把它吓跑了，现在想想都会后怕。经历过磨难才会有收获，那次系列报道我们共采写了20多篇文章，有近一半发了头版头条，并得到报社老师们的肯定和鼓励，对我的影响极为深刻。

　　后来的10多年间，带着深深的“红报”印记，我先后辗转数地供职，但无论身在何处，我都会积极向《红河日报》投稿，从未间断。2009年，凭借在《红河日报》打下的坚实基础，我成功入职香港《大公报》工作。期间，我先后参与了“昆明3·1暴恐案”“昭通彝良地震”“百年大公重走南方丝绸之路”“狂魔连环杀人案”等重大题材报道，在海外华文媒体引起一定反响。人生兜兜转转，时隔20年后，在领导的关心下，我又回到《红河日报》这个大家庭，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所以直到现在，我从未忘记也不敢忘记报社前辈和老师们给我的无私帮助。

　　2000年7月1日，作为报社一员，我有幸和李有华老师一起采访并见证了《红河日报》复刊20周年庆祝大会的盛况；2020年7月1日，将迎来《红河日报》复刊40周年的辉煌时刻，我又一次荣幸地成为见证者和参与者，不得不说这是我与《红河日报》可遇不可求的特殊情缘。

　　前路崎岖君勿虑，扬鞭更上青云去。时至不惑之年，《红河日报》已从当年的对开小报发展壮大成为拥有“党报、党网、党微、党音、党屏”等全媒体矩阵，我有理由相信并期待，沐浴着荣光远行的《红河日报》一定会绽放出不一样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