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树被藏匿在绵延的群山里，大山之外还是山，把哈尼人拴在那片土地上，只有山脚的那条河能够自由穿梭于山里山外。几十年前，浪树人很少出山，不是不想出去，而是出去一趟太难。现在，越来越多的浪树人出山了，但大多是去到城里务工，售卖力气和汗水，没有出什么“大人物”。

我是比较幸运的，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见到了山外的城市。一起长大的几个玩伴如今大多不联系了，有了各自的生活与家庭，而我像是个另类，就像寨子里的老人们说的那样：“你一个人，把她们几个人的书都读了！”是的，在盛行计划生育与充斥着女孩读书无用论的地方，我能够顺利念到大学，实属不易。前段时间回浪树，我把绵延的群山和茫茫云海发到朋友圈，胡兴尚老师评论：大山里飞出了个女硕士！他知道我一步一个脚印来到城市里的不易，有幸的是我在山外遇见了很多良师益友，让我在面对山外世界的陌生与恐惧时有了些许暖心，胡老师就是其中一个。大山里难得出硕士，浪树出硕士更是难上加难，哪怕考上的是一所普通大学，却是浪树人走出大山的最好路子。

在浪树的土地上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大山，而大山之外还是大山。我曾以为在城市里看不到大山，可等我到昆明时发现，眼前都是高楼，而高楼外依旧是高楼。其实，大山和高楼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会把视线遮住，我们不知道大山的那边有什么，也不知道高楼的那边有什么。

浪树人就像是蚂蚁一样，每天在土地上忙碌，他们无法忍受土地空闲，把土地与勤懒挂钩，认为让土地荒芜的主人家都是懒惰的。于是人人把土地打理得井井有条，玉米和苦荞轮种，即使是在苦荞收割后还未到玉米播种的时间，他们也要提前把土地翻一翻，让太阳烤一烤，以便玉米更好地生长。

我已经好久没回浪树了，自从出来求学，我离浪树越来越远，回家变成了一件难事，总要计划好久。当我时隔十一个月再次回家，浪树又变了许多，寨子里新修了几幢楼房，多了几个新媳妇、新孩童，没有看见常常坐在路边木头上晒太阳的老夫妇，他们的家紧闭着。哦，想起来了，我在他们外孙的朋友圈见过他们的葬礼，夫妻俩前后脚去世。

每每回到寨子里，大人们总会问“什么时候回来的”“这次呆几天”“怎么又瘦了？是不是读书压力太大了”“回到家是不是又没闲着，忙着收拾家里”“怎么不来家里坐坐，等会儿来家里吃饭”……我一一回答她们的问题，在浪树，一个寨子就是一家人。其实，我也已经是个二十五岁的大人了，如母亲说的，如果没有读书，我现在已经是做母亲的人了，但是在她们眼里，我依旧是个小孩。她们问我何时毕业，毕业就能干吃公家饭的工作了，我说明年。在她们心里，时代还是那个包分配工作的时代，以为浪树人只要考上了大学，就真的能彻底离开大山。

我回到家时老李不在家，只有两条狗守家，黑狗熟悉我的味道，即使很久没见，它依旧冲着我摇尾巴，绕着我转圈。黄狗是它的孩子，上次见面时还是小小一只，现在已然长成一条大狗，非常气派，老李说已经有很多人来打听，想要买下它，开出六百元的价格。它对我不太熟悉，冲着我狂吠，但是看到母亲粘着我，似乎是得到了什么指令，不再出声，安安静静地趴着。

对了，老李是我的父亲。寨子里的男人们觉得直呼其名不太合适，于是相互起了外号，大家以外号叫人。父亲姓李，他的外号便顺势叫了“老李”。我第一次叫他“老李”时，他并没有生气，觉得父亲的威严被女儿冒犯，只是笑着说了句“大逆不道”，往后每每我喊他老李，都会笑着应声。

这一年，老李都是一个人在家，他与母亲的分开并不愉快，几个孩子都在外读书，加之母子连心，于是我们都站在了母亲一方，让他独自留守在老家，作为对他的惩罚。

这次我本不打算回浪树，虽然回到了元江，但是哈尼年已经过完了，觉得浪树已经结束了热闹，没有必要再回去。老李给在元江的姐姐捎来了很多过年肉、糯米粑粑，姐姐因为孩子还小没办法回家，他想给女儿带些年味。他得知我回到元江时，便不停打电话给我，叫我务必回一趟浪树。因此，我不得不踏上回家的路。

在没有回到家以前，我幻想了无数遍老李的孤苦生活，他习惯了干地里的粗活，关于家里的生活我难以想象他会过得多糟糕。但事实上，老李一个人把日子过得很好，甚至好像比和母亲一起生活时好上不少。

老李把家里和院子打扫的很干净，我和弟弟随意种在塑料瓶里的那几株花被他照顾得很好，开出了玫红色的花。院子里的那株苦藤菜被他修剪成一道围在空心砖墙上的篱笆，够吃，但不会遮住厨房的光线。前段时间，我和他通了电话，我怕他太忙，放任那株苦藤菜肆意生长，于是提醒他记得修剪。因为它会遮住厨房的窗户，叶子落满院子，打扫也是要费些功夫。另外，马上到了苦藤菜长蚜虫的季节，黄黄的蚜虫爬满藤蔓和叶子，掉进苦藤菜下的盆和水池里；春天里，枯藤菜上又爬满了毛毛虫，一只只蝴蝶从那里起飞，但虫子也会掉下来，我怕影响老李的健康。

老李的工作主要是给别人家盖房子，他的手艺很好，因此，找他盖房子的人很多，浪树的、隔壁村委会寨子的。在寨子里盖房子，安全设施没那么好，有时他爬在三层楼的外墙上，腰上的麻绳是唯一的安全保障，他像一只壁虎，左手钉子，右手锤子，一锤一锤地讨生活。

老李像个不会停歇的陀螺，盖房子的工期再紧，也没让庄稼地荒废，他种了很多甘蔗，在春天时种玉米，玉米收完后又种苦荞、豌豆、蚕豆，在离家不远的山坳里种着我们爱吃的菜，即使我们不常回家，他依旧会种。猪圈里养着五头猪，原是六头，过年时杀了一头。老李和我炫耀：“那头母猪现在怀着崽，等一月份就下崽了！”

老李的身体本就不好，我怕他太过劳累，劝他不必种那么多，猪也不消养，做好盖房子的工作就行了，老李却说：“家要有家的样子，种着庄稼，养着家畜，才有家的感觉。”我恨老李太过勤劳，因为他种的庄稼太多而争吵过太多次，但他是个顽固的老头，五十多岁的年纪在他看来还算得上年轻。

我去山坳的菜地里摘菜时，发现那片老李为母亲种的芭蕉林又茂盛了，还挂了几串芭蕉。

以前，母亲也喜欢养猪，每年会养上几头，不计较成本的。她也是说人在寨子里就要养些家畜，这样才有家的感觉，自家杀吃或是卖给急需的人，总归是有不少用处。家畜养得太多，却打不到足够多的猪草，特别是在冬季和初春，几乎没有猪草，于是老李在七姑家的荒地上种了一片芭蕉林，专门让母亲用来喂养家畜。

母亲对她养的猪、鸡、鸭都极具耐心，甚至超过对我们姐弟几个。她习惯了每天搬个小板凳坐在鸡舍边、猪圈上，安静地看它们吃完食物，仿佛在看着自己的孩子，看它们一天天长大。母亲每天喂它们三四顿，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喂食，对她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给它们喂食更重要。她先是到鸡舍边用菜刀把芭蕉树剁碎，鸡群听到熟悉的声音，把头从竹片的缝隙探出来，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对了，鸡舍是老李用竹片修的，上面用石棉瓦盖住，以防鸡群淋雨，作为一个工匠，修个鸡舍对他来说是得心应手的。母亲呵斥着鸡群，很快便麻利地把一节芭蕉树剁好，再同玉米面和饲料拌在一起，随即把鸡食用手一点点刨到用竹筒做的食槽里。鸡群急不可耐地蜂拥到食槽边，尖嘴甚至啄伤了母亲的手，但她不甚在意，继续把食槽里的鸡食铺平，再给另外一个食槽续上水。

喂完鸡，母亲来到猪圈边，开始剁猪食。母亲种的玉米不少，但是从结玉米粒开始，她便用嫩玉米棒喂养猪，还未成熟，便被吃了三分之一，最后成熟时玉米棒子的收成能收个一百来袋已是幸事。母亲养的猪远近闻名，每每母猪怀上猪崽，在腹里便被预定完，养大的公猪在哈尼年时被抢着买。

我回家那天老李提前为我煮好了饭，他去别人家做客，同我讲要吃什么肉冰箱里有，让我自己做吃，我一个人不想麻烦，于是煮了包泡面对付。火塘上方挂满了肉，老李说他一个人处理了一头三百多斤的猪，我难以想象那天他有多辛苦，我劝过他杀一头小点的就行了，他说：“爸爸都不在家吃饭，但是我想让你们几个多吃点，爱吃什么就吃什么！”

晚上老李回家时，去看了电饭锅，发现我没有动过，询问我是不是没吃饭，我只能笑笑掩饰。出门前，老李同我说晚上要回来祭祀灶神，故此晚上回来时未显醉意，他去厨房煮了鸡蛋和鸭蛋，准备好祭品，一个人完成祭祀。他知道我晕车的厉害，没有叫我帮忙。祭祀结束，他把一碗祭品端到我的床边让我吃，说：“今年你回来了，我们父女俩在家，你也吃几口，祈求灶神庇佑。”

我同老李说想要叫魂，这两年事事不顺，又正值毕业，想要祈福。老李说家里什么都有，他养了大公鸡，想叫就叫，不是什么大事。这是在祖母去世后第一次单独给我叫魂，往年我同他和母亲说想要叫魂，总是被拒绝。

我以为老李会请寨子里的莫批来，没想到是他亲自为我叫魂。我又忘了老李其实是个大能，哈尼族古歌古调，古规古理，他能张口就来，虽然不是莫批，但他的能力却不容小觑，甚至连莫批都不完全知晓的家谱，他却能从神谱算到人谱。

“阿努诶，灵魂回到家里，回到父母身边，回到兄弟姐妹身边，回到出生之地，不要在外游荡……”

老李抱着大公鸡，拿着我的衣服和祭品在院子里大声吟诵叫魂的咒词，我在屋里静静听着，等着他询问：“阿努，回来了吗？”回答：“回来了！”我已经好久没有在此情景下回答这三个字了。祖母在世时，她时常为我叫魂，不用说生病，连做个噩梦都要为我叫魂，生怕我有什么闪失。那时，仗着祖母的疼爱，觉得叫魂不过是家常便饭，每每祖母大声询问“阿努，回来了吗？”时，我以敷衍答复。如今，时过境迁，这声“回来了！”我回答的激动而又庄重。

我的灵魂和肉体都将会回到浪树，在这片土地上睡去，又醒来。一个在火塘边出生的孩子，没有办法走远。如老李说的：“你的家在浪树，你的根在浪树，这是永远割舍不掉的。外面的世界再繁华，那也是别人的故乡！”

作者简介：李阿努，女，哈尼族，玉溪元江人，现就读于云南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二年级，其作品在《滇池》《文学界》《赤子乡土诗人》《玉溪日报》等刊物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