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近黄昏，天渐渐暗下来，但我们还是走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下了一天的大雨，现在雨虽稍小，道路却泥泞不堪。我右手撑着伞，左手拉着玉芹，背上背着刚满一岁正在熟睡的小绘，胸前挂着一个帆布包。包挺沉，一棵五斤重的大白菜，三个茄子，一把韭菜，一小瓶馆子里买的酸菜肉。这是我们一个星期的佳肴了。

玉芹是我的爱人，我们是响应号召自愿到乍云山区毕里红教书的。光阴冉冉，一晃已经两年多了。在那种极左的年月，农村不准搞副业，小菜也得星期天到城里购买。明天星期一，莫说下雨，即便下刀今晚也要赶到山寨，明晨学校两个班近一百双童稚的眼睛在企盼着我们呢。

走完山涧，该爬山了。白天看去，白云山雄浑巍峨，高峻挺拔，松杉交缀，郁郁葱葱。此时，它却像一堵摩天屏障堵在眼前，黑漆漆，阴森森，凶神恶煞地要扑下来似的，恐怖极了。

天完全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唯一的照明就是时而将打火机打着产生的一丝光亮。好在多次往返，早已谙熟其路，才不至于走错方向。路边的藤蔓荆条，经一天的淫雨打湿，均耷拉着脑袋横垂在路上，一不小心碰上它，脚手便拉出一条条带血的口子。因此，除防跌跤，还得一路“披荆斩棘”。

山路实在太滑，特别是白天经人反复践踏过的地方，表皮上仿佛被人抹上一层油似的，走起来一步三滑。泥水交混的路面，脚踩下去，深一脚浅一脚的，玉芹的梭跟鞋几次陷在泥中，又用手摸了拉出来穿上。有几次她险些滑跌在路边的沟中。我的担子够沉，但还得紧紧地搀扶着她使劲往前迈进。无奈只有从旁边的灌木丛中折一根稍直的树枝给她当拐杖，情况才略有好转，既增加了稳定性，走路的速度也比原来快了点。

远处不时传来“嗷嗷，嗷——”的声音，那是狼嚎。我隐隐感觉玉芹拉着我的那只纤细的小手在微微颤抖。我问她：“冷吗？”她说：“不。”我问她：“害怕吗？”她回答：“不！”黑暗中我仿佛看到了她抿紧的嘴唇与不断上下磕碰的牙齿。

我知道她害怕，但她这个人外表文静秀美，却挺有毅力，她不愿表露自己丝毫怯懦，就像爬山从不喊累，在村里吃苞谷饭从不喊噎一样，很有一种既然择定了目标，就义无反顾的精神。

之所以能如此，一半是长期锻炼的结果，一半是出自对教育的责任心和对山区儿童的爱心。记得一年前她怀孩子的时候，已经临近产期，还在坚持上课。我几次催促她，她说：“山区无人代课，我走早了，孩子无人管，耽搁他们的功课太多。”因此，直到肚子疼了，危险至极，才请了两个青年社员用简单的担架抬到锡都医院。

医生说：“再迟两个小时，一定在路上出事了。”作为丈夫，我怜惜、抱怨她这种对自己漠不关心、对家庭很不负责的态度；但作为分校校长的我，又对她这种对工作、对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所感动。我能说什么呢，只能叹一声：“唉……”

前面呈现一片小松树林，周围几个村的墓葬均安在这里，系乱葬岗子，在黯黑的夜幕下，象一团团灰黑色的帐包匍伏在松树旁的乱草杂刺丛中，有高有低，随着山坡的走势起伏变化。一块块墓碑若明若暗地闪现着灰白色，在暗夜中这已经是最亮的颜色，看上去十分恐怖。

我的心捏成一团，紧绷绷的，大气也不敢出，却又要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

忽然，右边离我约五米远的地方一团火球在突突幌动，我心里一惊，意识到那是“鬼火”。虽然科学道理大家都懂，然而，黑更半夜，阴风飒飒，在深山老林中见到磷火，未免发怵，血压猛然升高，一颗心好像就要迸出体外。

我没吭声，眼睛盯着磷火，手还在拉着玉芹继续往前走。转瞬磷火化为数点，一闪一闪地，飘散在松林间，我总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的镇静起着重要的作用，侥幸玉芹又没见到“鬼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爬上山坳，正当我们站定喘息时，隐约听到有人在呼唤：“莫老师，徐老师……”声音由远至近，徐徐传来。莫不是“鬼”叫，我先是惊疑，以为听错了，继而辩出了是我班学生的声音。

我们循声走去，转过山坳，五、六个班上的同学正高举火把等候我们呢。看着他们在火光下一张张红彤彤的天真可爱的笑脸，打着赤巴脚站在泥地里，我心里一阵热乎，感到无比的欣慰。而玉芹则感动得差点流下泪来。“多好的娃娃！”她的声音哽咽了。

回到村里，已是夜里十二点，但我恐惧与欣慰相伴的心极不平静。我想：山区的路是难行的，山区夜雨的道路更是难行，但山寨有我们的事业，有我们的希望。

为了孩子们，这条艰难的路还得继续走下去！

写于199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