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的家乡红河县，奔流不息的红河水滋养了汉族、哈尼族、彝族、瑶族、傣族等六个世居民族，素有马帮古城、华侨之乡、歌舞之乡等美誉。在滇南的立体生态中，因海拔和气候差异，形成了“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自然景观。红河县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各族群众交错而居、农时不同却相互联结的生产生活空间。傣族主要生活在河谷，而哈尼族、彝族则多居高山，构成了独特的“垂直互嵌”人文景观。交错的民族居住格局不仅促进了经济与生态的互补，也催生了“牛亲家”农耕合作模式。

“牛亲家”是指建立在河谷与山区不同民族家庭之间的合作关系。双方共同购买、管理和使用耕牛，随着季节的变化，耕牛在坝区与山区之间流转：春天，河谷地区，气候温暖、青草嫩绿，正值撒种栽秧之际，耕牛由居住在河谷的傣族、壮族饲养、管理和使用；夏秋季节，山间梯田进入犁田栽秧农忙之时，耕牛则由山区的哈尼族、彝族等管理和使用；冬天，高山气候转冷，草木干枯，耕牛则回到气候相对温暖的河坝过冬，若有牛崽，双方共同拥有。

事实上，红河县“牛亲家”关系是哈尼族、彝族、傣族等民族传统社会基于山地农耕生态和地缘关系形成的一种特殊社会联结形式，体现了族群协作、资源互补与生态适应的智慧。这一制度不仅关乎经济生产，更深植于各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社会结构之中。因此，各族群众以这种“同耕一头牛，共守一片地”的生动实践不断谱写边疆民族团结进步新篇章。

（农闲时节的耕牛 李斗金/摄）

在红河农耕文明中，牛承载着特殊文化内涵。以哈尼族为例，与西南地区许多民族一样都有牛图腾崇拜的民间信仰，牛以天神宠物和农耕伙伴的身份出现在《查牛补天地》《查牛色》（杀神牛补天地）《奥色密色》《水牛和大象》《牛为什么没有上牙》《感恩牛》等民间口传文化中。在古代哈尼族社会中，将牛作为衡量一个家庭财产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之一，如康熙《蒙自县志》卷三《彝俗》中记载：“窝泥，其嫁女，则索牛以为聘。夫死则归于母家；更适人，不闻于舅姑。”

民间更是衍生出叫牛魂的习俗，牛魂是哈尼族民间信仰中的崇拜对象之一。哈尼族认为，牛虽不会说话，但它跟人一样有灵魂，会听话，是人最忠实的朋友。一切凶鬼像作祟于人一样会作祟于牛，会将牛魂拿走。因此，牛瘦或得病是其魂离开了牛体所致，故每年一次或数年一次要举行叫牛魂仪式，意为将牛魂叫回来附在牛体上，让牛无病无害。这种深入世界观的精神信仰，为“牛亲家”关系的建立奠定了文化认同基础。

在红河县，耕牛是加强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媒介之一。据红河县宝华镇规德海村民李成都介绍，他和洛恩乡普咪村的“牛亲家”已经有着超过7、8年的亲家关系了，即使两亲家隔了一座山，但是隔不断两家人彼此之间早已建立起的深情厚谊，在民俗节日和各种家庭仪式聚会中都会邀请对方来家里做客。这种独特的亲家关系促进了各族之间的深度交流，不仅拓宽了地缘协作，也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且这种现象在早些年较为常见，哈尼族、傣族、彝族等各族民众之间自发互建“牛亲家”关系，傣族民众亲切地称哈尼族民间文学、彝族亲家为“召海”（傣语:“牛亲家”）；哈尼族群众也亲切地称呼傣族、彝族亲家为“牛塔”（哈尼语:“牛亲家”）。

“牛亲家”在日常生活、农业生产、节日庆典等方面密切互动，增进了对彼此文化、习俗、价值观的了解和尊重。这种跨民族的交流和理解使各族人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身民族文化的特点和价值，不仅展现了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同时加强了对其他民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增强了对多民族文化的认同，进一步实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实践。

可见，红河县“牛亲家”关系以耕牛为纽带，巧妙地连接了不同的生活空间，形成了农耕民族紧密的经济共同体。经过世代传承，“牛亲家”早已超越农耕协作的原始形态，演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文化纽带，生动描绘了“同耕一头牛，共守一片地”的美好画卷。同时，也印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扎根于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共同信仰的泥土之中。

当然，多民族亲家体系不仅限于“牛亲家”，还衍生出“田亲家”、“马亲家”、“车亲家”、“指路碑亲家”等多元形态。这些植根于共同生产生活的民间智慧尽管面临着现代转型挑战，但其展现的资源共享机制与族际互动互信传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鲜活的地方性范本。

作者简介：李斗金，男，哈尼族，云南红河人。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二年级在读。热爱民族文化，喜欢下田野，用自己的视角记录和讲述身边的故事。其学术论文可见于《红河学院学报》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