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过民族”特指新中国成立初期，未经土地改革，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等社会形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云南省共有9个核心“直过民族”：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怒族、布朗族、景颇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红河州有两个核心“直过民族”：拉祜族（含苦聪人）、布朗族（含莽人），主要在金平县、绿春县聚居。其中，金平县含两个“直过民族”。红河州政协和金平县政协共同发起征集相关文史资料，编纂出版《一步跨千年——金平县两个“直过民族”文史资料专辑》，也是红河州政协系统首次州县联合编辑文史资料。

如果说党史是历史的心脏与脉搏，方志是历史的骨骼与框架，那么政协文史就是历史的血肉与肌肤。对于一个优渥的地方历史书写生态，党史、方志、文史三者缺一不可，互为补充。“亲历、亲见、亲闻”这“三亲”是政协文史的显著特征，它让历史有了温度、纹理和呼吸。

阅读《一步跨千年——金平县两个“直过民族”文史资料专辑》，我看到了一部“直过民族”的跨越证词。窃以为这部文史资料最大的特色，就是让文史真正“鲜活”起来，还原历史的细枝末节。编者注重“口述史”的采集记录，让“亲历、亲见、亲闻”的当事人说话，让记忆娓娓道来，将历史的碎片拼贴复原。

在西南边陲金平县西隆山的原始森林中，曾经聚居着苦聪人、莽人两个原始族群。据说，这两个族群的先祖，在十七世纪中叶民族迁徙的潮流中，为躲避战乱及民族压迫，逐渐隐入滇南深山老林与世隔绝，艰难地生存繁衍。新中国成立前，苦聪人和莽人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缺医少药，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委和政府组织苦聪人和莽人走出高山密林，开启农耕定居生活。1985年苦聪人正式划归拉祜族，2009年莽人确定归属布朗族。金平县的苦聪人和莽人，走出浩瀚的原始森林，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一步跨千年”的社会形态进步。抢救性发掘记录拉祜族苦聪人、布朗族莽人两个“直过民族”跨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来的民族变迁、山乡巨变，是这部文史资料的价值所在。征集金平县拉祜族、布朗族文史资料的倡议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苦聪人、莽人讲述了自己的成长进步与理想憧憬，哈尼族、彝族、苗族、瑶族、傣族等兄弟民族道出了缓急相济的手足真情，广大文史工作者走进山乡深挖细究并形诸笔墨，很快汇集成近百万字的初稿，最终筛选出17万字成书。

通读这部著作，可知这些文史资料皆来源于苦聪人、莽人及各族群众、各界人士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绝大部分文稿都是文史工作者采访记录相关老人的口述史。可以说，《一步跨千年——金平县两个“直过民族”文史资料专辑》既是一本政协文史资料，也是一部“直过民族”的口述史文献。这也是政协文史工作方式的创新与拓展，它让“三亲”更真实、更形象、更具体，有效塑造出文史资料的血肉之躯，每一篇文稿都饱含着历史的温度。譬如杨六金的《党的政策引领下金平县两个“直过民族”的沧桑巨变》《告别深山走向光明的苦聪人》、杨毓骧的《苦聪人是怎样走出深山老林的？》、陈兴文的《金平解放后的民族团结工作》、李普龙的《一个苦聪青年的讲述》等文章，读来如同看纪录片一般真切有味。30多年来，杨六金上百次深入莽人村寨，取得了卓著的学术研究成果，助力莽人族群从原始状态迈向现代文明，被莽人亲切地称为“莽人主席”。为此，罗家祥等文史工作者专门采访撰写了长文《“我和莽人兄弟是真心换真心”——专访“莽人主席”杨六金》。

在这本书的资料征集中，杨玲、马景泉两位本土作家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他们采访了各个时期参与苦聪人和莽人民族工作的数十名各界人士，记录了“直过民族”发展变化的大量口述史资料，整理出大量文稿。比如《“苦聪人就是我的亲人，苦聪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专访苦聪姑爷赵吉祥》《两位苦聪人法官的讲述》《“我是者米拉祜族乡苦聪人乡长”——苦聪人乡长黄志春的讲述》等，讲述了受访者的工作艰辛、独特经历与稀奇故事。面对历史，我认为，这部书记录的众多口述史，就是“直过民族”跨越发展的时光证词。正是这部“直过民族”变迁的口述实录，回应了边疆治理、族群记忆、国家认同3个深层命题，让政协文史的边界走得更深更远。

可以说，《一步跨千年——金平县两个“直过民族”文史资料专辑》为云南其他7个直过民族的文史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这就是尊重少数民族口传传统，注重少数民族双语记录，让亲历、亲见、亲闻者自己说话。唯有如此，“直过民族”罕见的“一步跨千年”社会发展史才不会沦为空洞的标签，而成为有血有肉、可感可信、薪火传承的民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