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来从未见过这么多人。难道全世界的人都涌到这里来了？简直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人群蜂拥着走下列车，我被前后背着的行李夹在中间，又被涌出的人群挤得失去重心，随着人流，像大海上顺流而下的一叶方舟，在人潮里左右摇摆着走出站口。

8月的省城，风里有一丝丝凉意，这里遍地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所有人都趾高气扬地说着省城的方言，我怕土气的乡音让别人看低自己，说着蹩脚的普通话，并垫着脚跟在拥挤的人群里搜索与录取通知书上写着的大学名字有关联的一切标志。

我和迎接我们的校方都望穿秋水，焦急地等待一双双陌生的目光相互碰撞，这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大学，我们也是他们用心设置条件录取的学生。还没见面，我们就好像已经把命系在一起，已然手足一样亲近，只待手中的录取通知书与对应校名一拍即合，XX大学就是接头暗号。

一个穿一身卡其色中山装，身材纤瘦的年轻男子正在指点身边的同伴，示意他们把手里的指示牌抬高一点。我走过去轻声问道：“老师，这是XX大学迎新处吗？”听到我的声音，青年男子转过头来，他黝黑的脸上露出亲切的笑容，他说：“是的。”这时我方得以看清被他身体遮挡的指示牌上赫然写着“XX大学”。他帮我把行李提上车，交代再等几个新生一起发车，随后又朝同伴走去。

半小时内，逐一上来十几个学生，我尽力把行李包往脚下挪，一怕影响别人走动，二是看大家提着的箱子不是颜色鲜艳，就是做工精细，不是皮质细腻就是材质光亮，箱底还有两个可以灵活滚动的轮子。看到这些造型轻巧，使用便捷，款式又时髦的箱包，我囧惶不安。我的行李包是迷彩的双肩大包，被子也是按部队规格折起再用背包绳勒得很结实的正方块。这是老村长为我准备的，他说，去省城，得整整齐齐的。他打包得非常用心，膝盖，左手，一口老黄牙全都用上。本来我可以自己捆绑，他却说这次一定要亲力亲为，上大学与参军一样是人生大事，要有无比至上的荣誉和仪式感。这确实是村子里最高荣誉的行囊。可是老村长收拾得如此用心的行李和我脚上的黑色平底布鞋一样，与省城气氛格格不入，像掩藏乡音一样，我想把他们全部藏进我本不宽敞的怀抱，而不是袒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迎新大会上，年轻男子以系学生会主席的身份发言，他说话的样子一板一拍，像极了拥有丰富阅历的老教授。他说：“我叫‘李斌’，父亲是军人，对祖国有浓于我们这代人的爱国情怀，所以给我取了‘斌’这个名字，他希望无论文武，我总能为国家出一点微薄之力……”

原来他也是学生，大我两届。我的父亲也是军人，他没有给我取一个像样的名字，我叫苏草草，离离原上草的“草”。我对另一个老兵教育出来的孩子有同病相怜的好感，那无形的亲切感使他在我眼里少了很多生分。那晚他讲得热血沸腾，讲得生动有趣，可是我如今已经记忆模糊，回忆不完整他讲的内容。也许是因为那天他穿着白大褂，左胸衣包里插着一支黑色钢笔，包外戴着一枚鲜红的党徽。而那枚光芒四射的党徽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就算多年后再次看他忘我工作的时候，我总还是情不自禁想起那一幕，陷入他的世界。

我们上的是医学院，学的都是临床医学专业，我们爱在饭后泡在图书室里一小时，当然，他看医学书，我看文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课外书，以前除了课本我没有任何读物，偶尔看到某某同学手中有课外书就羡慕不已。高中班上有个女生有一本“花季雨季”，赢得了除我之外全班同学的友谊，我没有向她借来看过，她说只要以后我给她抄作业她就借给我看。我说：“我以后会有很多书。”当然，后来我们的友谊也以我薄凉的性情告终，我就此成为学校没人问津的优等学生。

我跟李斌不小心也会在足球场相遇，他踢球，我在球场边慢跑。那一届新生有上千人，他记不住我，或者说压根就不认识我，可是脸上总挂着老朋友才有的笑容。

我记得他，记得他戴着那枚党徽，我小时候在父亲的小盒子里见过很多徽章，圆形的，五角星的，红色的，金黄的，写着几等功的，优秀战士的，应有具有。所以对戴有徽章的人也尤其容易记住。那时父亲总拿出来擦拭灰尘，小心翼翼，呵护有加。我一直以为要到父亲那个年纪的人才能拥有那样的殊荣，那是无比强大的责任或者担当的象征。可是李斌才20岁，才是个学生，那时大学生入党真是凤毛麟角，一个年级只有一个党支部，他怎么可能就成为拥有者?……

父亲说过，抗越自卫反击战时，他们全连队一起入党。他说们他入伍时还只是个共青团员，都是小娃儿，新兵蛋子。第二年，准备参战前，他光荣入党，他引以为傲。父亲说，入党要先交入党申请，申请书上至少要两个介绍人签名，两个介绍人又必须是共产党员；因为情况特殊，他们省略了预备党员的程序。宣誓的时候，战友们穿着整齐的军装，扎上军用皮带，新解放鞋的鞋带也要反复确认没有松动并整理好军帽；才排着整齐的队伍，对着军旗和党旗宣读共产党誓言。那样的场面是庄严的，我从父亲时隔多年讲到那个场面时，仍然把因伤驼下的背努力挺直能看出来，那样的父亲是自豪的，他总在翻动他的小盒子时重复他的故事。我不知道李斌入党时有没有这么隆重，不知道他是否也激动不已，毫无疑问他在迎新会上的炯炯目光，与父亲讲故事时一样神圣而明亮。

他确实拥有着它，那枚鲜红灼热的党徽，并且与它一样闪着光，照亮校园每个角落。李斌皮肤黝黑，有一张憨厚的笑脸，看起来像村里的老村长，但是，他犀利的目光，尽管是温柔对视的时候，也充满了智慧的光晕，随时可以帮助你打开迷茫的脑洞。

我们总是在某些时间地点不期而遇，这是我的小秘密，因为我把他树为偶像，我偷偷踩着他的脚印，像在寻找成长的智慧，也像某种懵懂的期许。就算我了解，他走进图书室第一个动作是环视一周座位，把某某同学离开时没有推进书桌下的椅子，轻轻放回原位；这时墙角说小话的同学也会紧张地戛然而止；于是，他才很自然地走到医学相关书籍那一栏，抽出一本，像一棵电线杆一样沉默不语，安静地看起书来；就算我也用父亲从小训练的军姿站在他对面，看一本与医学毫无关系的外国小说《简爱》。即使这样我也没有更近一步去打个招呼，没有打破我们之间并不远的距离里特别的沉默。

入学后2周，因为学校扩招了两个护理专业，临床医学一年级的女生要把宿舍搬到老实验楼。

老实验楼是一栋陈旧的青砖砌成的4层楼的老建筑，她安静地屹立在足球场边，像一个留级很多年都没有毕业的恐龙师姐。我不喜欢这里，就像住进去自己也会跟这栋老楼一样，被世界遗弃般失落。我讨厌一切麻木呆立的物体，这与小时候被父亲罚站一样，我只能看着别的孩子跑来跑去，别的孩子穿着拖鞋自由地扬起路面的灰尘，那啪嗒啪嗒发出的声响，是对夏天的回应。而我，穿着那双露出大拇趾的破胶鞋站在院子里，无论风吹日晒，雷打不动，每天站够一小时，才能去做其他事情。我不理解那样做有什么意义，只能感受到小朋友的疏远，感受与父亲为时不多的陪伴里，我木讷，黯然无光地立于天地之间，又渺小得像一棵随时会被风连根拔起的小草。

那天来回搬了几趟行李和书本，还有各种杂乱的鞋子。是的，按老村长的交代，我到省城后给自己添置了行头。买了看不出乡村气息的T恤，卫衣之类的新衣服，有城市气象的运动鞋，皮凉鞋和拖鞋，那些村里穿来的衣服我准备让它们与老村长买的迷彩背包一起藏在床下，永无翻身之日。可是我现在后悔东西太多，要命的是我不得不把他们不情愿地统统搬进一个我更不情愿去的地方。我搬得心不在焉，搬得失魂落魄。

我一边精疲力竭地坚持着搬运，一边打算着搬完最后一点点私物就去好好吃个早餐，那些小剪刀，缝衣针，丝线，胶布，手抽纸，还有……星星点点地放在一个淡紫色的塑料篮子里，凌乱不堪。我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提着热水瓶走向那个幽暗的老实验楼。突然一阵狂风闯过校园的围墙，嚣张地与我相撞，抽纸从篮子里飞出去，腾空旋转后落在一米开外的水泥地上。我那齐肩短发被吹成蓬头乱发，落花流水般蒙住了我的眼睛。一个踉跄，没来得及放下左手拎着的热水瓶，篮子和我一起跌倒在地。臀部落地支撑是保住了热水瓶的安全，可是我的骶骨，撕裂一般钻心疼痛，我却来不及呻吟，半天不能动弹，像一只斗败的公鸡，惨不忍睹地坐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

就在这时，一只大手伸过来，紧接着是一个熟悉的声音：“伤到哪了吗？”其实那双手也没有那么大，修长的手指，干净的指甲，古铜色的皮肤。是疼痛让我产生了幻觉，感觉它宽大无比，宛如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我举起来。那个熟悉的声音是我进校后听到的第一个声音，铿锵有力，又温柔磁性。恍惚间我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让自己的视线清晰起来，以便能与面前的人对视，表示出应有的礼貌，也方便去捡拾那些跌落的物件。我一边胡乱地捋着头发，一边尴尬地说：“没事，没事，谢谢！”

我拒绝了那只大手，硬撑着爬起来，慌乱地开始捡地上的东西。他把一个粉色包装的小包放到我手中的篮子里，上面赫然写着“七度空间”（那是一款少女专用的卫生棉）。我看着那只手就这么若无其事是地把女孩的私密物品放进我手中，我睁大眼睛脸面红耳赤，却是哑口无言地看着他，真想挖个坑把自己埋了。

我埋下头，没有说谢谢就飞快地逃离了那个充满背运的是非之地。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如何飘进老实验楼，如何忽略我那块与地板相撞发出巨响的骶骨在嘶声力竭地发出疼痛的叫唤。当然，我心中的偶像人物，他是如何离去？是否站在风里被我弄得一头雾水？是否担心我那块可怜的骨头的伤势？所有的一切都不得而知。

后来，我们依然相遇，又像从不认识，从来没有遇到那阵狂风一样，那些不值一提的擦肩而过让我阵阵失落，却保护了我的自尊。他那么优秀的人，到底还是不可能记住我这掉进人群中就无法辨认的平凡女生。我又为之暗暗庆幸，这大概更好，比让他记住那个窘迫的我好。

转眼我上了大二，加入了学生会。那天自我介绍，我的声音就像蚊子飞舞，而且还是饿了一晚，快要坠落在墙角作最后挣扎的蚊子的叫声:“我叫苏草草，喜欢文学，我加入学生会是希望向优秀的师兄师姐学习……”会场因为大家要更努力听清楚我的声音而变得异常寂静，五分钟的自我介绍像过了半个世纪，更要命的是李斌坐在主席台的C位，一抬头我就看到他俊朗的脸，他真是讨厌，右手修长的五个手指杵着下巴，一头乌黑又干净的头发，在窗子里飘进的风的轻拂下微微扬起又落下，一副不相识的目光偏偏像在对我微笑。我紧张得思路凌乱，大脑一片空白，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句子，一个劲把手捏紧拳头，里面装满了汗水。等他突然站起来离开，我才倒吸了一口气继续我的发言：“加入学生会后，我们要有一些创新，多结合同学们的爱好和特长，即能丰富大学课余生活，也能尽己所能，为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大概是我说的语无伦次，或者是大家根本没听清楚我的演讲，在我演讲结束，轻声说谢谢大家之后，会场始终保持静默，直到门口传来响亮的掌声，台下才轰然回应，掌声一片。我转过头，是李斌站在那里，倚着门，用他黑乎乎的手，不，是漂亮无比的手指，指挥着会场的一切。

我走下台，坐到会场的角落里。这时，李斌才又坐回他的位置，开始认真地听下一位入会同学的讲演。他像一棵无风吹拂的树不动声色，他那么专注，像根本就感应不到身边坐着人。有一瞬间，我仿佛是看到幼年的他，在那个军人父亲的敦促下坐在书桌前，除了完成作业，还要看很多书籍，有哲学，有政治；或者坐在那里练毛笔字。他耳边传来军营士兵操练的口令，传来蝉鸣鸟叫，可是他不敢转头去看窗外。在一个军人父亲眼里，他希望孩子做的都是对的，没有理由，也不容置疑。他们永远不会去想他们的孩子不过只上着小学，他们安排的一切对他们太沉。不过他也许没那么想，他父亲可是他心中的英雄，父亲安排的一切他一定觉得正确得坚不可摧。而心疼儿子的母亲一遍又一遍从书房门口走过，却始终没有开口叫他先吃饭，只是焦急地看看桌上凉了的饭菜，发出轻声的叹息。他能感受母亲走过的脚步如此温柔，所以他微笑着，眼睛像清晨的太阳，照到哪里都是一片温馨。这样，会让母亲觉得他受的委屈是他能承受的，心也没那么疼。谁知道呢，也许这一切只是我一厢情愿的遐想，大概也是我能想到的另一个军人家庭出生的孩子最好的生活状态，对于我，这已经像宫殿生活，尊贵的小主人衣食无忧。

出乎意料，我居然顺利通过了考核，成了学生会里的一员。我主要负责学习部里一个文学社内刊物的审稿。那个文学社叫“黎明文学社”。只要不用与人有太多的交流，哪怕累一点我也乐意。因为我不会与陌生人相处，一到关键时候就像壶里煮饺子，只能干着急。

每个月最怕的就是到各个班级发放刊物，就连简单介绍刊物，欢迎同学们投稿这样的话都说得磨磨唧唧。社里的同学经常取笑我说：“苏主编，如果让你把介绍刊物那段话写在黑板上，你一定可以龙飞凤舞，要不你以后就随身背块黑板吧。遇到谁，就像武侠里的大侠拨出宝剑一样一声吆喝，请看板！”大家笑得前俯后仰，我也笑。这样的话没有任何伤害，这样的风趣反倒让我有了英雄的风骨，也缓解了不少尴尬。当然，我在心里默默念叨着给自己加油打气：“要开口说话！要开口说话！”

我认真做着学生会里的工作，没有很杰出的成绩也没有大差错，两年很快过去了。一天，李斌说下一期刊物他跟我一起去发。我们共事两年后，虽然没有太多交流，只有定稿时会找他签字，然后一起把稿子送去印刷厂。可是我已经不再惶恐不安，已经彻底相信他忘记了我那些囧事，确定我跟所有女生一样，只是众多同学中他会友善对待的之一。有时，他会来到文学书柜那里，指着徐志摩的诗说这本我也喜欢。我看着他像老村长那样慈祥的笑容，越来越不怕他，甚至可以轻松交流。

说起老村长，是父亲的老战友，他们从贵州来云南当兵，都爱上了云南姑娘，又都落户在他们曾经安札过的村庄。他是我们村由生产队改为村委会的第一届村长，虽然后来又改成了村委小组，叫组长，还有村民委员会主任这些称呼。可是大家已经习惯叫他老村长，这个没有与时俱进的称呼像烙印一样留在大家心上。无论男女老少，都非常亲切地叫他老村长。他偶尔会来找父亲，喝一两杯包谷酒，抽一袋旱烟。月亮照白大地的时候，他们就拿出父亲的那个小盒子反复摩挲，唱军歌，唱的热情洋溢，唱得老泪横秋，最后总是说：“太惨了，一个连队最后只剩我们三，现在小富强在湖南老家也不知道过成个啥球样？”

老村长大父亲一岁，叫马亮，我小时候叫他马大爹，长大后就不叫了，叫他老村长，他喜欢别人这样叫他。叫他的时候他就抖抖肩膀，拉一拉披着的旧军衣，本来是军绿色的，硬硬生生洗得发白，像蒙了一层白霜。无论春夏秋冬，他都披着那件军衣，生怕别人忘记他当过兵一样。他拉拉旧军衣左边的衣领，再拉拉右边的衣领，没有套着手臂的空袖子悬空甩了一下，语重心长地回答到：丫头又长高咯……，在那些站军姿的日子，他就对父亲说：“老苏，你说你把一个丫头练那么结实干嘛？”而父亲，通常拉着没有表情的脸说：“她娘身体不好走得早，我一个残废管不了她一辈子，她必须有结实的身板，自食其力。”

再遇到又说:“老苏呀，差不多得了,娃还小……”

父亲从不妥协，老村长也从不放弃，我没有奢望过父亲妥协，也没有怀疑过老村长会放弃，两个老军人守着我，我就像庄稼地里用来赶鸟的稻草人，衣襟在风里飘动，怎么都不能抗拒呆呆站在地里的宿命。

我出生的那个地方穷乡僻壤，到了镇上，还得穿过庄稼地，步行半小时才到家。村民们大多在贫瘠的土地里种点包谷高粱南瓜，一年到头指望老天爷风调雨顺，如果老天爷不高兴，大家就只能喝西北风。家里有青壮年的，常年在外打工，定期不定期给家里捎点生活费，老人和娃娃就留在村里，如旱地里的庄家，艰难地活着，无论男女老少，面色都如老村长那件旧军装，一成不变的苍白，一成不变地沉默。我的沉默也生于那里，胜于那里。

父亲因战受伤后，没有工地要身带残疾的他，他向农村信用社借一些贷款，他把邻居的荒地租过来，把每月政府发的600余元退伍老兵补助金都投到土地上，种起烤烟。除去肥料，炭火，贷款等已经所剩无几，看着他的忧愁一天天堆满额头，我立誓要好好读书，走出那个穷村子，给父亲幸福生活。父亲省吃俭用，也没让我受冻挨饿，因为品学兼优，那年我顺利考起了医学院。

上了医学院，遇到了李斌。遇到李斌，我知道他父亲也是军人。同是军人的孩子，他父亲给他取了一个有抱负的名字叫“李斌”，我父亲给我取了一个山野味十足的名字叫“苏草草”。而今，满腹诗书，心怀抱负的他跑来跟我说这学期末，最后一期刊物发放时，他跟我一起下班级去发刊物。他要跟一个只会站军姿，说话不利索的女生去各个班级发刊物。这是一件多么大材小用，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说：“你怕我搞砸了？”

他微笑：“不是”

“你觉得你去了会讲得更好？”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不争的实事，我还是很矫情地问道

“不是”

“你想让大家对你精彩演说的欢呼侮辱我？”

“你怎么能这么想，你的工作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可。”

“那你一个学生会主席干嘛那么闲，要去做这根本不用你亲力亲为的事情？你自己去吧，或者带别人去。”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刺激了我的神经，我居然觉得他居心叵测，居然觉得他要一起就是让大家看我笑话，用我的笨拙去突显他的完美。我的猜测如此卑鄙无耻，自己都觉得站不住脚，可是面别与我有天然之别的他，又不能不那么偏执地去挤兑他。真的是怕别人说三道四吗？还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祟，我不敢面对优秀的他，不愿活在他的阴影里？事实是我比他的影子更惨，他的影子都能把我完全淹没，永无天日。只要站到一起，大家就只会记住有抱负的“李斌”，永远看不到那个稻草人“苏草草”。

他心平气和地说：“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说……”

“我不听！”我不可理喻地，歇斯底里地哭着跑出了他的办公室。

他没有陪我去发刊物。那件工作一如既往循规蹈矩地由我进行着，我每月把刊物发放到各个班级，大家不咸不淡地记得刊物的主编苏草草。

大四期末以后，李斌要到医院实习，得把学生会工作交给下一届学生会干部。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参加竞选了学生会副主席的职位。他说他手里有一个公益活动，是每个月去一次H中学讲公开课，教孩子们一些青春期的保健知识和心理指导等；他说这个要继续下去，这是我们入职前能做的一项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们的青春期缺乏了太多的关爱和关注，愚昧无知，胆怯让我们这代人在青春期身心受到伤害，包括自卑，包括以后的生活隐患都是难以预测的。

那天，他第一次说到自己的童年。他说父亲是军区干部，他从小对自己管理严苛。他要求自己像他那样博学，希望自己像他那样能为国利民，中学的时候因为跟父亲大吵一架离家出走。他去很多地方找工作，不是因为他是童工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做而遭到拒绝，他在街上挨饿。终于去到一个工地给人家提沙灰，因为体力不行，人家只开一半工钱，每天发到手里的工钱也就5块钱。

一天下班路上，他遇到一个乞讨的老人，老人怀里还有一个生命垂危的孩子，13岁的自己长着身体饭量大，五块钱连饭都不够吃饱，可是他还是把钱给了老人，却陷入了沉思：五块钱对自己是吃饭钱，对老人，对一个病危的人又有何意义？就算他一年不吃不喝，那点钱又能做什么事情？即使他会长大，凭着一身蛮力，又能帮助多少人？一个自身难保的人谈何保护家人，帮助别人？到底要怎样实现个人最大价值？他想了很多，最后明白只有自己变得强大，有能力后，才能做更多有用的事情。他的理想，绝对不只帮助一个老人一顿温饱，或者扶一位老奶奶过马路，虽然他遇到也一定会做那样的小事，他更希望自己能为社会做一些别人不能做的事情。

于是，他收起离开家时带的衣服，虽然被水泥砂浆腐蚀了料子而显得破旧，颜色像洗不干净那么让人恶心，可是他想带回去警示，鞭策自己。他背着那本已经看了很多遍，由前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的书，告别了工友，结束了一月的打工生活。

他迫不及待地跑去找父亲，跪在父亲面前，说只要让他继续读书，他什么都愿意。父亲并没有跟他说话，只是面无表情地回头对站在一旁的母亲说：“把书包拿给他。”后来母亲告诉他，他离开的这个月，父亲总是一个人在他写作业的书桌前发呆……再后来，他考起了重点高中，考起了医学院。

我们会心地笑了，是对这年少往事的心知肚明。会议结束后，他叫住了我：“到图书室坐坐吧，那里的咖啡还行。”我的脸刷一下红了，他怎么知道图书室的咖啡不错呢？我可是从来没有见他悠闲地坐过那里，他一般在看专业书那栏，眼睛像扎根在书里一样，从不左顾右盼。倒是我，偶尔会找一本文学类书，要一杯咖啡，坐在他对面，我入迷了也没关系，不用担心跟丢了他，他在我对面一动不动，像衣橱里的模特，唯一不同的是李斌偶偶翻动书页，模特显得更安静。所以，我认为他基本是没有喝过那里的咖啡的，至少这两年没有喝过。

他好像看出了我的质疑：“最近两年我没去过那里，刚入学的时候我在店里勤工俭学。”我的眼睛睁得更大，他到底有多少我不知道的故事，总之远远不止一枚党徽，一次辍学，一堂公开课那么简单。

我们一起走出会议室，向那条再熟悉不过的通往图书室的路走去。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却是第一次同伴而下，我极羞涩，落后他一两步来缓解不适。害得他只能要么放慢脚步，要么停下来等我。我完全像变傻一样，不知道如何支配我的双脚，要么膝盖直挺挺地，让鞋子在地上拖出来声响；要么膝关节稍微弯曲，就无力地失去重心像要下跪那样无力。他突然加快步子，走进图书室。我远远地看着他，看到他又往书桌下塞进一把椅子，大家习惯地抬起眼睛看他，他这次没有走去书柜那里，直径去了咖啡吧台，点了两杯咖啡。他先行才让我从不自然的步态恢复了正常行走。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坐在那里，他递过一杯：“卡布奇诺，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又一次睁大了眼睛，因为卡布奇诺是我的钟爱。

那是入学后第一次来到图书室，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书籍，我完全像走进童话世界的书海，先走马观花地看有什么类型的书籍，再到最感兴趣的文学栏抽出一本村上村树写的《挪威的森林》痛痛快快地读起来。我万分感慨，大城市就是大城市，只要愿意，有一辈子读不完的好书遍布。因为读书太痴迷，我错过了晚饭时间。我看到角落里有个小店，看到卡布奇诺几个字，猜想是非常好吃的甜点，抬上来竟是一杯拥有厚重奶泡的饮料，喝着有焦糖香，那时我也不知道那叫焦糖香，只觉得像家乡烤糊的红薯味。虽然喝不习惯，可是那让我想起老村长那个我唯一的亲人，我满足地闭上眼睛，心里充满温暖。

他用修长的手指抬起咖啡杯放到嘴边，抿了一口后扬起嘴角说:“还记得我前面说的吗？我能继续上学，可是父亲说只提供我学费，不给生活费，哈哈，所以我就在图书馆勤工俭学，这里是我第二个工作经历的地方。后来入了学生会，有一次讲公开课被父亲知道了，他让母亲悄悄给我捎生活费，叫我不用打工了，要放手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大二开始我就没进过这个咖啡店，我把时间安排得很满，时间真的不够呀，后来应该是你入学的时间。”真是羡慕他有一位目光远大的父亲，他把那种大爱，大作为，大理想潜移默化地灌输给儿子，心潮暗涌地爱着儿子，却又从不吝啬他的严苛。

是的，正是我入学的时间，他哪里知道，有一个新入学的女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聚精会神地听他演讲，他就像森林之王，让她仰慕，屈服，让她树立目标和努力的方向。她以为他生来就是王者，好的出生，好的家教，一帆风顺的前程。我看着他，并没有把这些告诉他，只是小声说到：“我父亲也是军人，他只教会了我站军姿就……”

高考前一月，父亲因为肺癌离世。这也是我为何选择医学院的原因。父亲一直抽旱烟，一直咳嗽，有一次咳出血来，老村长带他去县医院看，回来只说父亲的肺被烟熏黑了，说他以后再不能抽烟。父亲戒了烟，却一天比一天消瘦，咳嗽一天比一天厉害。每十天就要去住一次院，老村长说是去打消炎和营养针。有一天父亲又抽起烟来，他跟老村长坐在以前监督我站军姿的地方，瘦骨嶙峋的他一边抽烟一边咳嗽，一边咳嗽一边喝酒，一边喝酒一边翻弄他的小盒子，一边翻弄小盒子一边脸色晦暗。老村长说：“听说小富强回家后进了福利院，他断了的一条腿也弄了个假肢。反正那娃被吓傻了，只会坐在那里发呆，那假肢也只有在福利院帮忙打扫的时候用一下。国家对他不薄，他永远饿不着，衣服有人洗，有人做饭，每月还有补助金，管球了，也不会用钱。等你好点，咱们去一趟看看那娃蛋。”父亲也不说话，就搂着他的小盒子，我知道，他一辈子最骄傲的事情就是参军，虽然没有文化，没有弄上个军官当，也没有安置好的工作，可是他说他想到自己为祖国这片热土出过力，还留着一条命看到祖国慢慢富强起来。他就活得是条汉子。

父亲越来越憔悴，下不了床，吃不下饭。老村长基本形影不离地陪着他，他有时煎受不住疼痛就大声大声呻吟，我知道，除了疼痛更让父亲接受不了的还有失去尊严。父亲说，以前给连长当警卫员，他站的军姿是全连第一标准，站一天都不抖擞一下。如今，他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最后的坚持就是为了我，希望看着我顺利考上大学。我站在他床前，看着他凹陷的眼眶里干涩得再也流不出悲伤的泪水。疼痛的时候我给他按摩，那几近萎缩的小腿已经不能裹挟和保护骨头，好像稍微一用力，就会把骨头揉碎。实在忍不住疼痛的时候老村长给他吃一个叫“吗啡”的药片，吃下药，父亲能安静两小时。那时老村长才告诉我，父亲得了肺癌，已经全身转移。

我请假陪在父亲身边，父亲已经到了连说话都非常费力的境地。老村长，父亲和我前所未有的安静，我从来没有那么久那么近呆在父亲身边，看着他，感受他。可是，我宁愿他面无表情地命令我不站完一个小时军姿不准吃饭，那时他的声音洪亮，像村里的大喇叭。

高考前一月，父亲对我说：“丫头，爹爹实在坚持不住了！”他说这句话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气喘吁吁。我不善言语，只是低着头流泪，那眼泪又苦又辣，我的心快被辣碎了，就是现在想起来都会撕心裂肺地发疼。

我抹掉眼泪，强笑了一下，喝一口咖啡对李斌说：“我在家里，只学会了站军姿。”

他不知道我的事，我说不出口，我怎么可能对一个那么优秀的人说我的事情，王子永远不明白灰姑娘的悲惨，我们天壤之别。看我忧郁的样子，他以为我自卑而流泪，拍拍我的头说：“没事的，咱们还年轻，可以学很多东西。”

他接着说：“我们那个公益活动很有必要继续下去，听完课的学生大多健康活泼，他们热爱生活，人际关系和谐，也能静心学习，考上高中，树立更大的自信和远大理想。”

他停顿了一分钟左右，像在冥思，深邃的眼神透出他在酝酿一个故事，用我能接受的方式告诉我。他缓缓地抬起头，无比温柔地说：“我跟你说，有一个H中学的女孩因为月经初潮，在体育课上把裤子弄了很多血，她直接吓晕了，因为没有正确疏导，她又认为例假是肮脏的事，不光彩的事，就像未婚先孕那么可耻，后来得了自闭症。”说到那里，我又想到那次搬家，那只大手，所以他完全是知道那是女孩子的私人用品，可是他从容地递给我。我很尴尬，把头低下去。而他，不是因为故事的难以启齿而纠结，倒有一种对那个女孩的无限惋惜。他长叹一声又说：“还有一个男生初三辍学，原因竟然是家里有个比他还小的女孩子给他生了一个娃娃。他本来学习成绩很好的，就这样回家务农去了。人这辈子呀，错了一步，真的就是不同的人生。”看到我为难，他严肃地说：“苏草草同学，我们是医学生，我们有责任把我们所学用到人民身上，我们的民族应该是健康自信的名族。”

我轻声答应着。他不是很满意，着急地训斥到：“你现在是学生会副主席，你是女孩子，以后疏导女孩子，生理健康部分的课由你接管。”我“啊”了一声，几乎是惊叫发出来的声音，肃静的图书室回音四起，同学们都看向我们坐的位置。他不可违背地说：“就这样决定，而且，你以后就用刚才发音的音贝来说话。”

我真不知道怎么就惹上了这个魔王，我安安稳稳毕业的打算泡汤了。我答应父亲，答应老村长不惹事，规规矩矩毕业，工作，嫁人，开启幸福人生。

最后见父亲那天，他对我说他实在坚持不住了，他让我给老村长下跪，说以后马大爹就是我爹，他把一个灰头土脸的红色存折从他的小盒子里拿出来交给老村长，那是他给我存的上大学的钱。我跪在那里泣不成声，他颤抖的手无力地跌落在床缘好几次，才颤颤巍巍地在摩挲他的小盒子。老村长一边流泪一边帮父亲戴上那些徽章：红色的，金色的，圆形的，五角星形的，全都整整齐齐挂在父亲胸口。老村长行了一个军礼：“苏保国同志，去那边给战友们问好，我后一步来找你们。丫头交给我，保证完成任务……”我也哭着说我会听话，考大学，好好工作，好好听老村长的话。父亲用力地睁大了眼睛，目光来回游离在我和老村长之间，他最后微微一笑，彻底离开了我们。那是我见过父亲最温柔的笑容，却成了永别。

我又抹了一次眼泪，李斌以为是吓到我，他放轻声说：“不要害怕，不是还有我，我会在你身边，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的。”

他分到A医院实习，临行那天，学生会的同学都去送他。我站在人群里默不作声，一句保重的话都没有说出口，似乎想说的话太多，不知从何说起，时间也不允许我们长谈。既然简短的几句话表达不尽离别之苦，又何必再在众多人里多此一举。我不知道李斌是否希望我说点什么？汽车由慢而快的速度离去，他朝我们用力挥手，我也挥手，心像被什么东西撕扯一样难受。最后，他在车上大声呼喊：“苏草草，你要加油!加油啊！”车在我们对视的目光里消失在路的尽头，除了回想他交代的任务，回想他那要改变世界般的决心和激动不已的神情，我的心也因他的离去空了一片。

一同送行的王霞同学对我说：“那次主席要跟你去发刊物，他说他想在离校前看看所有同学，更想陪你最后一次工作，可是你不高兴，我看着你哭着跑出他的办公室，他在门口站了很久。”

我误会了李斌，羞愧至极，不过已经后悔莫及。我们两年的同学情分就这么不疼不痒地告一段落。我继续以前的习惯，去图书室，进门时代替李斌环视一周座位，把没有放好的椅子摆放好，偶尔喝一杯卡布奇诺，看看小说。就像对面突然会出现一个身影，情不自禁抬眼看对面的位置，已经物是人非，空空如也。

去H中学讲第一节公开课时我上大三。如李斌安排，我与H学校的校团委书记联系后，定在周六举行。H中学是一所乡镇中学，有学生500余人，11个班级，分别是初一年级5个，初二4个，初三2个。本次课是生理健康教育，是大课堂，全校一起听。我把准备好的课件在一周前发给李斌，他跑到网吧接收，认真看我备好的课。他看后给我指出几点不足，比如专业术语要注意转化成孩子容易接受的，能理解的词语，毕竟孩子不是专业的医学生；比如要加入互动环节，让学生灵活提问，根据他们具体疑惑解答。而他，因为周末值班不能同去。

H中学所在的乡镇离医学院有4小时的车程，因为周六一早就要上课，我和学生会的几个同学周五放学后就乘上了去H中学的公共汽车，我们准备在H中学所在的乡镇住一晚，这样就不耽误第二天的课程。

到了镇里已经是晚上9点多，幸好H中学的团支书给我们定了住宿。乡镇不大，只有一条主路和四五条岔路，像一棵庞大的古树横倒在半山坡，旅馆，铺面，民房，学校，派出所，卫生院，储蓄所，卖手机和农用机械的商店，理发店，烧烤店等却应有具有地围着道路建盖，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建筑像一张张大小不一，形状不同的树叶与树干相依为命，依附而存。

旅馆有一个富丽堂皇的名字“H乡大宾馆”，我们跟随团支书走进宾馆，一股夹杂着家禽粪便，柴草霉味，火烟味的浑浊气味扑鼻而来。虽然我生长在农村，随着一阵凉意，这呛鼻的气味还是让我不禁打了个喷嚏。宾馆老板娘是一个富态的阿姨，她穿橘黄色的针织短袖长衫，黑色打底裤，裤腿太紧，把她两条肥硕的大腿一览无余地展现在大家眼前，虽然那大概是一条弹力极好的裤子，我还是非常担心它突然被她柱子一般的大腿蹦裂。那样，她圆滚的肚子，与肚子一个直径的腰，大腿，甚至是她的手臂，会不约而同流出油来。我打了一个冷颤，挤出一个笑容：“阿姨好！”

她热情地招呼团支书，并向我们每人收取了10元的住宿费。我们顺着黑暗狭小的阶梯走上二楼，那楼梯宛如只能塞下一个老板娘的身体那么宽，我们小心翼翼地跟着她上楼，那里有4个并排的房间。房门是枣红色的铁门，老板娘逐一开着房门，开最后那道门使出更大力气，用她粗壮的胳膊撞击房门，她圆滚的肚子跟着晃动起来。她用浑厚豁达的笑声附和：“哈哈，最近下雨多，门被锈住了。”

我们两人一间房，谢别了老板娘，各自安放书包。房里是两张木床，虽然是白色床单，他们必定是按城里的样式做的，只是白色棉质床单上，星星点点地布满不知是洗不干净还是根本就没换洗遗留的泥痕。我到卫生间洗手，一个锈迹斑斑的水龙头下是一个白瓷洗手盆，盆的边缘同样有红泥的踪迹。这种红泥的颜色非常显目，也非常牢固，就像盖在我心里的红色印章，久久挥之不去。这也再次坚定了我想离开农村，在大城市生根发芽，摆脱泥泞路面的脏乱，摆脱无知和虚空。我为这样的环境不寒而栗，也为一个农村孩子有这样的反应羞愧难当。“我不该忘本，我不该嫌弃，这样是不高尚的。”我对着被水渍溅的五花八门，根本无法看清自己模样的镜子低声忏悔。

“小苏，简单放好东西咱们下楼吃饭吧。”团支书在楼下呼唤

“来了。”我提高嗓子回应。我和王霞住最后一间房，我拉一下门，锁不上，王霞用力一拽，坏笑着，拖长音调说：“跟你说了，下雨多，锈住了。”我们把一半笑声憋进肚子里，又欲犹未尽，就像端着一碗清水，怎么小心翼翼，它还是要溢出来似的，就这样大气也不敢出地走下楼梯。

我们走出宾馆，跟着团支书来到街上，说是街，其实就是一条不足20米宽的公路，如果同时遇到来往的车辆，我们得停下来等待他们顺利汇车结束才能从满是杂草和红泥的路边回到水泥路上。司机也得是一等一的高手，并且拥有过人的胆量，掉以轻心或者半点犹豫，两辆车就可能撞个满怀，后果不堪设想。10月的山村，虽然山上只剩枯黄一片的包谷杆，光秃秃的山坳，可是夜晚的风里已经湿漉漉地发凉，大概是那些路边的灌木，还有更远山里的原始森林，让本该干燥的晚秋变得湿润。风里夹杂着各种树木，枯草，水分，泥土的味道，这自然的味道如果不被锁进自家大小高矮的宅院，它自由的味道还是无比欢愉的，组合得让人一嗅就心旷神怡。

不到10分钟我们就走到了一家叫“三妹烧烤店”的小店门前，团支书说，这家是镇上最好吃的烧烤。我们一一坐下，老板娘三妹笑盈盈地给我们拿来塑料杯子，三妹看起来跟我们一般年纪，却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大女儿快六岁，她提着水壶给我们倒山茶水，小女儿还在襁褓之中，在婴儿车里熟睡。三妹腰间系着一块大红色的围裙，乌黑的头发在脑后挽了一个丸子头。她穿一条破洞牛仔裤，玫红色的T恤，虽然产后没多久，却看不到半点臃肿。妊娠引发的黄褐斑没有完全被她厚重的脂粉盖住，一张樱桃小嘴涂着玫红色的口红。她不是很漂亮，却因精心的打扮朝气蓬勃。一对装满乳汁的乳房饱满而坚挺，加上甜美热情的笑声，让你觉得她店里的食物也都充满了诱惑。

我们各自要了一碗杂酱面，另外点了一些烤土豆，小肉串，烤豆腐，烤韭菜。因为都是学生，我们不敢过分铺张，显得有点畏手畏脚。最后团支书说：“来条烤鱼吧，这里的烤鱼可是店里的招牌菜，是山坳的水库里打来的鱼。”说得我们无法抗拒，口水都快流出来了，狠狠心，就加上烤鱼。点好菜，三妹回到她的烧烤架旁有序地忙碌起来，她丈夫则去煮那几碗杂酱面，他的话异常金贵，半个字也舍不得说给我们听。三妹烤到一半的时候，婴儿车里的婴儿哭了起来，开始只是哼哼唧唧，三妹回头叫大女儿先去照看妹妹。姐姐立马起身，甩着小马尾走到婴儿车旁，又是唱歌又是柔声细语地哄着婴儿：“哎呦我的好妹妹别哭别哭，妈妈赚钱给我们买糖吃……”歇了不到两分钟，婴儿再次哭泣，哭声震耳欲聋，像要把这哭声传到整个山村，千喻户晓。大女儿没有办法，开始挪动那辆并不比自己矮的婴儿车，挪一下，又跑到车前看看嚎哭的妹妹，真是使出全力才把婴儿车推到妈妈身边，她委屈地说：“妈妈，妹妹还是要哭。”三妹熟练地抱起婴儿，一只手掀起上衣，一个饱满的乳房跳了出来，她稍微弯腰，乳头就被婴儿衔住。婴儿满足地吸吮，发出吞咽乳汁的咕噜声，哭声像关了闸一样立刻停下，婴儿马上安静下来。这时，那位姐姐才蹦蹦跳跳地往自己刚才的座位跑去，她坐下来，脑袋左右摇晃，自言自语地摆弄她手里的洋娃娃。三妹一边哺乳，一边娴熟地翻动烧烤，感觉所有动作都是一气呵成，哺乳，烧烤互不影响，没有半点踌躇。待三妹换另一边乳房哺乳结束，婴儿再次进入甜美梦乡，那条名不虚传的烤鱼也散发出诱人的香味。趁大家没注意，我低头偷看了一下自己平躺的胸部，又很快故作轻松地看向并没有星星的夜空。

为了赶车，没来得及吃晚饭一放学就出发，确实把大家饿坏了。大家吃得很尽兴，团支书去结账的时候我抢先了一步，我们可不能给他增添负担。虽然我不算富有，可是老村长爸爸每月都按时给我生活费，自己有一点点私房钱。

回到宾馆已经是晚上11点，老板娘已在柜台前与周公相见，发出洪亮的鼾声，走廊的声控灯随着她的鼾声潮水般一停一熄。听到我们走进去的声响，她迷迷糊糊半睁开眼睛瞥了一下，只此一下就转动身子，随后又发出深沉的呼吸声，身下的沙发座椅同时发出叽咯叽咯的声响，瞬间又被呼吸声吞没。

我们告别团支书，蹑手蹑脚地走上楼去，只有在关门时无奈地一用力，房门“当”一声关上。房间除了两张床别无他物，我和王霞坐在各自的床上，我说：“怎么就没有个写字桌？”

王霞说：“这里的人应该不需要写字桌吧？！”

陷入片刻沉默之后我又开口：“明天早起，洗洗睡吧。”

如此简陋的房间，连基本的洗漱都无法满足，更不要说热水，我们对视一下说：“那就直接睡吧。”王霞说床单太脏，她把包里的白大褂铺在床上躺了下去。我也拉开背包，手碰到白大褂折痕时改变了主义，明天讲课我要穿白大褂，我不想自己看起来皱皱巴巴。小时候就见过卫生室里穿着皱皱巴巴白大褂的大夫，他们什么病都要给病人打针，永远是青霉素，那时我甚至以为青霉素是天下唯一的药，而且是神丹妙药；永远把我的屁股扎得生疼，最后是病好了屁股还没有好，留一大块青紫，硬邦邦的。害得母亲要用热毛巾给我热敷，又烫又酸，毛巾上的水顺着皮肤向大腿流去，湿了裤子，非常狼狈。

我合衣躺下。床上没有床垫，只在木板上垫了一个棉絮，盖上冰凉的被子，被子发出难以形容的霉腥味，我只好把被角放低一些，压在腋下。已是深秋，寒意从脸蛋传到脚趾，又从脚趾传到脸蛋，无论是蜷缩还是裹紧被子，那条被子总不能给我半点温暖。没有月光，漆黑的窗外却传来蛐蛐的叫声，我暂时被这熟悉的声音吸引，夜缓和下来，我也慢慢平静下来，感觉回到故乡，回到童年。

清早，鸟儿在窗外的树枝上翩翩起舞，唱得叽叽喳喳，太阳破云而出，阳光照在白色床单的红泥印记上。山村里一定是能最先看到日出的地方，我从小就这么认为，虽然后来知道并不科学，还是愿意这么感受此时的惬意。我们进行最简单的洗漱，虽然不能洗澡，我还是用自来水清洗一下额前的刘海，这样头发就能梳理整齐一些。

下楼去，老板娘已经坐在柜台前，我甚至有一种幻觉，她就没有离开过那个沙发，再定眼一看，她橘色的上衣已经换成黑红条纹的长衫，她看我下楼，热情地说：“吃早点啊！”边说边用筷子搅拌着碗里的米线，红色的辣椒油粘了她嘴唇一周，嘴巴像为了缓解辣感噗呲噗呲吸着空气。我走过去说：“我们等会吃……阿姨，我们现在就退房，讲完课我们不回宾馆，直接回学校去了。”她乐呵呵地说：“好好好。欢迎下次光临啊！”

在门口等待团支书过来接我们的空隙，我走到公路上，阳光把公路照得金灿灿的，顺着路望去，它的尽头像与天际相连，树木，石头，大山，正依偎在苍穹的怀里。团支书一会就到了，他一边寒暄，一边介绍起学校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接近大山的亲切，我跟团支书交谈得出乎意料的顺利，我既没有恐生症，思维也空前清晰。也许如我儿时站军姿，一开始坚持不了，就希望路人给我说好话；希望老村长向父亲一而再再而三地求情；希望父亲看在小朋友的份上饶恕我。可是并没有，父亲盯着他那块表玻四分五裂，一头表带用毛线捆绑的破老式梅花牌手表。这本来是结婚时他送给母亲的唯一首饰，母亲走了，父亲就一直戴着，好像只要那样就能把我们一家三牢牢栓住。表盘的模糊不清让父亲分不清分针秒针，父亲需要把眼睛凑很近去看时间，时不时还把手表递到耳边听一下，嘴角发出暧昧不清的笑容，这些又丝毫不能影响他对我的监督，绝对不会减少一分钟的严厉。当所有能让父亲大发慈悲饶过我的可能都变成绝不可能时，我只能咬紧牙关，只能把这个事像为了活着必须吃东西一样去完成。现在，没有李斌为我先锋开路，那种绝望让我生出破釜沉舟拼死一搏的勇敢。没有依靠，没有左顾右盼，与团支书的交流反而势在必得，应了那句车到山前必有路的老话。

路边除了几个卖早点的小摊，很多店还没开门。路过三妹烧烤店时，看到店门紧闭，除了地板上有几块不规则的油污，门口扫得干干净净，没有纸屑和其他垃圾。我思绪涌动，胡思乱想起来：他们昨晚一定忙到很晚，他们一定是在睡眼惺忪的状态下拖着疲惫的身体打扫卫生，那时大女儿睡了吗？那个婴儿后来醒了几次？卖了几碗炸酱面？三妹烤了几条烤鱼？……

二十分钟左右，我们来到了H中学，就一所乡村中学来说，十多米高的蓝色大铁门显得格外气派，围墙和大门并不陈旧。团支书介绍：“这所中学是八年前才建盖的，那时我才参加工作就被分来这里，只有一栋教学楼，学校围墙尚未砌好。没有办法，资金不够，只能先考虑课桌，球场，教室装修等必须的投入。后来政府拨了资金，三年前才把大门，围墙完善。可喜的是加盖了教师办公楼和食堂。”他一边说，一边笑呵呵地指着进门右边的一栋四层高的楼房。眼前这个男人不过35岁，可是稀少的头发，老气的黑色边框眼镜，还有古铜色的皮肤，散发出加酶洗衣粉味道的蓝白色相间条纹T恤，深灰色休闲裤，那双崭新的棕色皮鞋似乎刚用心用湿抹布擦过，不起眼的水渍在鞋尖忽闪忽闪。他流利地介绍着一切，又不像生硬背诵事先写好的稿子，我想如若来的是另一拨人，是能给学校带来更大希望的人，他也同样会这样介绍，因为这样的介绍，整个学校的建盖到发展，已经根深蒂固地扎进他的脑子。如果不是他，是H学校的校长，他同样也会在说到学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而感慨万千。他们把一切刻进自己的骨头里，所有一切都息息相关，所有的悲伤，忧虑，欣喜，担当都情不自禁油然而生。李斌一定也曾被这一切打动过，他匆匆离校来不及给我说这么多，谁知道呢，也许他故意不说，他知道我是多么要强和固执的女孩；他也许故意不来，他来了，我永远是他的影子，如果说他没有信仰，对自己开设公开课这件事情不重视，那是不客观的，而且他也不会特别交代大家一定要继续做下去的。每个人都要离开，每个人都有新的使命，这与初心无关，对于李斌，他把接力棒递给我，我就要好好接住，跑完，再传给下一届。每朵鲜艳的花朵，都在周而复始地重复着发芽，长大，含苞，绽放这些过程，花朵在轮回，花匠也在轮回……我一边思忖，一边跟着团支书走上楼梯。

公共教室在教师楼2楼，是一个可以容纳500余人的阶梯教室，我们到教室的时候是7:45，可是教室里三分之二的座位已经坐满，还有很多同学接肘而来。他们穿着果绿色的运动校服，胸口和衣袖是白色相间，这大概是我见过比较好看的校服，少了我们儿时深蓝色校服的沉闷，谁说不是呢，那个时候穿暖都不容易哪里还有工夫琢磨美感。很多时候我穿表哥的旧衣服，那种有四个口袋的蓝色劳动布，什么是劳动布我也说不太清楚，大家都这么说，我觉得也就与现在的工人制服相差无几。因为穿着表哥穿小的旧衣服，加上父亲也一直给我剃短发，不知道的，都以为我是男孩子。一次去城里看电影回去晚了，父亲在村口焦急地等我，他问路人有没有见到他闺女，路人说没有，倒是见到他儿子已经在回村的路上。回家后父亲看着我，非常仔细地看，然后喃喃自语：“是很像个小子。”

他们有的胸口佩戴着团徽，圆形的团徽上有金闪闪的麦穗，鲜红的国旗，脖子上全都统一带着校卡。我把课件硬盘接到学校电脑的工夫，下面就坐满了人，座位坐不下的学生，安静地坐在石阶上，他们已摊开各自的笔记本，一副做好了准备记录的样子。那时，电脑是稀罕物，即使我们医学院学生会里也才有一台，学生自己是没有私人电脑的，为了这个课，我必须在下课后去学生会办公室用电脑，并且得到学校的同意把公用的硬盘带出来。算好联系了H学校，他们学校也刚在去年装了办公电脑，不然，这样的课我得分开到每个班级去讲，得用粉笔写在黑板上。但是H中学的学生做不到不记笔记，直接留下我的课件学习，他们只有白纸黑字地记录。

我从包里拿出那件昨晚没舍得拿来垫旅店床铺的白大褂穿上，特别整理了衣领和白大褂的下摆，清了清喉咙，站到讲台的右侧。团支书走到讲台中央，做了致辞。

“同学们大家好！我像你们大的时候，也和你们一样，除了对外面的世界感兴趣，还对自己身心的变化好奇。有的疑惑和恐惧父母是解答不了我们的，他们最多笼统地说一句：你长大了！那种含糊的，不知所云的回答我们并不满意，也许越发加重了我们的恐惧和负担。可是，他们知道的确实也就那样，因为他们的祖辈就是这么告诉他们的。以后，无论我们心怀四海，有远大理想，还是踏踏实实做一个你们父母那样朴实勤奋的农民，我希望在这里坐着的每个人，在你们为人父母的时候，在面对你们孩子的时候，能科学地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与植物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生长周期一样，我们要关注每个阶段，正确对待每个阶段。让我们成为身心健康的祖国花朵！”

这一段话我之前没有写在课件里，自己有感而发，我不是权威专家，我只是希望以自己所学，以一个大姐姐的身份，去解答弟弟妹妹的疑惑。这段话李斌没有看到，可是我知道如果是他，他也一定会这么说，他希望自己做的事不止是帮助一个人，如果能，是更多，至少是一代人之多。

下面传出了热烈的掌声。

我打开课件，投影上显示了第一张图片：一个由类似五只小蝌蚪形状组成的图。我尽力放大嗓音说：“这是精子。”

这时，下面的座位上，很多女同学羞涩地低下头去，大一点的男生发出哄堂笑声。我接着显示第二张图片：“这是卵子。”

有的女生直接用双手蒙住了眼睛。

我又打开第三张图：A图是一只小蝌蚪穿破卵子的细胞膜，进入卵子；B图是受精卵；C图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胎儿，倚着一根水管一样的脐带，吸收母亲的营养，快速成长。我说：“这就相当于一颗种子埋进土壤，发芽的过程。”

讲到这里，一个男生举手：“苏大夫，我跟弟弟是双胞胎，这怎么理解？”

这个问题还真是我疏忽的问题，可是我没有慌张，微笑着说：“很好，那么有时我们在播种的时候，如果放进两颗种子，是不是就发出两颗芽来了呢？只不过双胎比放两颗种子更艰苦一些，因为两只小蝌蚪必须一样健康强壮，他们要同时进入卵子。而且这种机率不大，与地理环境，遗传因素有很大的关系。更多的，就交给妇产专家去研究吧，好吗？”男生抓抓头坐下。

我打开第四幅图：A图是男性婴儿，幼儿，儿童，青少年，成年，老年各阶段的示意图；B图是女性婴儿，幼儿，儿童，青少年，成年，老年各阶段的示意图。我说：“每个人出生后都要经历这些阶段，而由于性别的差异，在不同的阶段，特别是青春期以后会有不同的生理和心里的变化。”

我打开地五副图：“先说女生，到了青春期，女孩子开始有身高快速生长，声音变尖，骨盆渐渐长大，乳房开始发育，表现出来的样子就是说话越发温柔，臀部变圆，乳房增大，且有轻微的不适，比如胀痛感，而随着雌性激素的稳定，女孩子要引来第一个月经周期，就是我们说的‘初潮’。这里引用你们父母的一句话就是：标志着你们长大了。那么以后每个月都会规律地发生这种周期性的现象，我们把它叫做‘月经’。”

打开第六幅图：“男生到了青春期，一样身高迅速生长，毛发变黑，胡须变黑，腋下和会阴部都会长出黑色毛发。声音变得低沉，估计你们的爸爸妈妈以为你们感冒了，不停地给你们吃“板蓝根”消炎，以后如果并没有嗓子疼痛，你刚好在12-13岁左右发生这样的变化，那么就不要再吃板蓝根等任何的消炎药，因为这是非常正常的变化。同时，随着雄性激素的稳定，男孩子会发生‘遗精’。”

“以上，大家遇到了，不必惊慌，不必羞耻，只要我们客观地去面对一切变化，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注意加强营养和休息，平时注意锻炼身体，做好个人卫生，那么这些陪伴我们半辈子的亲们朋友就不是可怕的，这是我们健康的标致之一……”后面，我把准备的图片一一展示，把人由生到衰老的自然规律简要说了一遍。最后我说：“有些没说到的，或者具体需要注意的，你们可以私下问我……”

在掌声中我完成了两小时的讲课。我知道自己所知与所教远远不够，可是，在有限的时间里，能打开孩子们的心扉，不失本次来的意义。虽然大家不会因为一堂课改变命运，没有听过课的宾馆老板娘不是正热衷和享受着她安逸生活吗？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她那样的福气，即使有那样的福气，她那么肥胖的身体，她月经正常吗？又有谁知道她的童年没有被这些问题困扰得心神不宁。如今，她的孩子又是否继续着她的困惑？如果我的青春期能正确看待乳房的发育，就不会羞涩地在日渐隆起的胸部缠一根纱布去束缚乳房生长，那么在三妹用它丰满的双乳给怀里的婴儿喂着甘甜乳汁的时候，我也不用自卑地为曾今自以为聪明，可以瞒天过海地遮掩乳房发育带来的羞涩而犯下滔天罪行而懊恼。

没有人对我说过我身体发生一切变化属于正常表现，那是我成为一个女人的骄傲标志，又能怪谁呢？父亲除了夸我站军姿站得好，哪里会知道去呵护女儿的身心？也许在他心里我就是个男孩子，也许他还等不及我长大……

讲完课，我们直接回了学校。走进医学院的大门，我像投身母亲怀抱一样幸福。我感谢自己选择了学医；感谢在医学院弄清了那些困扰我多年的不齿之事；感谢我能让自己成为可以帮助别人成长的人。

我迫不及待地去学生办公室打开电脑，登录QQ，我想把今天这一切告诉李斌，我要告诉他他的坚持是对的，他开设的公开课有多必要和伟大。我把自己澎湃的想法和感受，把遇到的一切全告诉他，包括对那个宾馆的抱怨，老板娘的描写。不过我省略了三妹烧烤店那一段。等了半天，他没有回复，我非常失落。转念一想，他没有电脑，一定是看不到的，或许，他现在正在收治病人，写很长很长的病历。我把从办公室借的硬盘放回抽屉，不甘心地离开了办公室。

我突然对这栋老实验楼心生喜爱，它有浴室，有干净的水龙头，有传来桂花香味且宿管阿姨打扫得非常清洁的走道。我那四人居住的宿舍，一米宽的小床上整齐地放着我的被褥，坐下去因回弹钢丝不停发出吱咯声的小床是多么柔软，窗外吹来的风是多么惬意，我闭上眼睛感受着这一切美好。

不等我把这个美梦做完就到吃晚饭的时间，周末食堂的饭菜准备得少，过点是吃不到的，于是我拿着饭盒冲向食堂。食堂做了最好吃的酸菜肉末，我把它与米饭混合，正当我不可自持偷偷舀了一勺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吃着往宿舍走去。为何要偷吃？因为我平时绝对不会一边走路一边吃饭，我觉得那样有损淑女形象。就在我自己觉得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一个身影出现在我面前。他穿白色T恤，牛仔裤下是一双白色运动鞋。

“苏草草同学，饭菜很好吃吗？”那个身影说到。我定睛一看，正是李斌。

他可真是我的克星，我做任何不雅的事情都会遇上他。而且遇到他，我一定会成为他的影子黯然失色，发不出任何一点自己的声音。我把饭盒合上，像犯错误的学生等待班主任批评一样呆站在那里，双腿失去了知觉。他噗嗤笑起来：“听说你讲课讲得挺好，怎么又变哑巴了？”我低着头，紧紧盯着手里的饭盒，生怕它不翼而飞一样。

“生气了？对不起，本来要陪你去的。”

“没有。”我干巴巴地回答

“我一下班就赶过来，我想听你说H学校的事情，了解我们授课的成效，看以后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改进，能促进课堂影响力，如果以后每一所中小学都能受益于这样的知识，那真是太好了。”李斌停顿了一下又说:“我始终要离开，你也一样，所以总得有人来接着做这些事情。一件事成功不难，要坚持下去就不容易啊！”

“你还没吃饭吧？”我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怯怯地说。QQ里得不到回应的低落情绪还没有完全散开。

“没来得及吃。”他激动不已的高谈阔论情绪被我一盆凉水浇灭了大半。

“我去给你打饭。”一边说，一边果断地再次走向食堂。

趁我打饭的时候他去买了两瓶饮料，一瓶可口可乐和一瓶鲜橙多。他把鲜橙多递给我，我们坐在球场边吃饭，他学我的样子把饭菜搅拌均匀，埋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我偶尔偷看他一眼，几月没见，他的胡渣更黑了，他安静地吃饭，神情非常专注，就像他做任何事那样专注。他额头有细细的汗珠，右手指不时用筷子把饭扒进嘴里，洁净的指甲类似长方形，真是无以伦比的好看。

“你弹钢琴吗？”我很冒失地问

“为何这么问？”

“你有修长的手指，那些钢琴家都有这样的手。”

他大笑一声：“哈哈，我会一点吉他，自娱自乐吧。”又轻描淡写地回答

我们又陷入了沉默中。

“H中学很好，那个村子都挺好的，我感觉自己就是生在那里的一员……”我开始说在H中学发生的一切。他专注地听着，除了点头和微笑，并不打断我，我越说越投入越说越激动，说完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站了起来，而他坐着一动不动地听着，目光变得无比深邃。他给了我掌声，他说：“草草，你做到了！”

“草草”，这样的字眼像电流击中我的心脏，让我听得有些眩晕，从来没有人这样叫我，即使我至亲的父亲，他也从不如此叫我。每每看到别的小朋友父母来接他们，把他们举上肩头，叫着宝贝，我就飞快离开，在心里用酸葡萄心理笑话他们幼稚。而自己，是在风中成长起来的，没有撒娇的习惯，没有柔软的心肠。

我说:“那我回去了。”像当年面对无数对相亲相爱的同学与父母间甜美的亲情时，自己那场虚伪的回避一样逃脱现场。就这样把他扔在球场上。也不算扔，这也是他的母校，他认识的人多，我不用去担忧他迷路或者孤单。说不定等下他就跟某兄弟畅谈理想去了，或者跟某师姐花前月下。我一边走，一边凌乱地想着，周遭的一切都静止不动。我又偷偷谴责自己干嘛想那么多。

回到宿舍，我依旧想着李斌，我把他独自留在球场终究是不够意思。放下饭盒，我飞奔向球场，我喘着不顺畅的气息，目光真是想挖地三尺把李斌找出来，可惜已经人去球场空。我沮丧地回到宿舍，疲倦感袭来，我靠在被子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去H中学这一趟虽不算旅途劳顿，也是不小折腾，旅店的床我着实没法安睡，回到自己温馨的小窝，自然睡意萌生。

无论经历了什么事情，生活仍要继续，人总要回到最平凡的人生轨迹中去。我也一样，每天上课，去图书室，到球场跑步，思考的时候就自己在球场边站军姿。每个月继续去一次H中学，在大四的时候依李斌的葫芦画瓢，选下一届学生会干部，交接工作。我这个影子已经失去了主人的庇护和限制，可是已经习惯了他的行径，慢慢意识到有的事需要自己去做。

实习，我也分到了A医院。医院有不下十栋楼组成，门诊楼，急诊楼，教学楼，行政楼，医技楼，保健楼，感染楼，医疗设备保障楼，手术楼，医疗街，还有三栋住院楼等等，简直让我看得眼花缭乱。医院有四千多人职工，光具有资质的大夫就有一千多人。天啊！我简直就是膜拜，这就是我梦想工作的地方。在这里，无论是施展自我技能，还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绝对是最闪亮的舞台。

安排好实习轮班后，我们带着行李到实习生宿舍。这时听到走廊有个熟悉的声音：“请问知道苏草草同学在哪个宿舍吗？”

我跑出宿舍，看到同学向我的方向指来，李斌正在向同学打听我。他看到我就跑过来：“草草，欢迎你来我们医院实习！”

“你们医院？”

“是的，实习结束后我就被分到这里工作，定科在心外科。当时去找过你，想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可是你没在学校，后来我去上海规培，就再没机会跟你说。我也才回到医院，刚才到医政处报到，看到实习生名单里有你的名字就赶紧来找你。说不定还是你的带教老师呢。”李斌兴高采烈地说着。“走，我请你吃饭，我是师兄嘛。”

我傻傻地站着，心里自然也为他高兴，虽然他这么优秀的人得到这样的安排天经地义。

我们在医院附近的小饭馆坐下，他点了糖醋排骨，小炒牛肉，我看到清炒蒜薹就点了一个，他另加了两杯鲜榨橙汁。

“你也喜欢吃蒜薹？”他一副全身上下都是喜事的开心劲儿般地问我。

我答：“小时候经常吃，习惯了。”

看他不是很理解地看着我，我对他说：“给你讲个故事：小时候，父亲在后院种了很多大蒜，他说大蒜全身是宝，青苗可以吃，开花就吃蒜薹，叶子黄了就收大蒜，每个阶段都可以卖很好的价钱。可是种大蒜很讲究。父亲先给菜地松土，每一块菜地挖得方方正正，大块的土疙瘩要先浇水，等水分干到六七成，用手把土块捏碎，泥土松松散散，像碾碎的包谷面。在土的上面撒一层三公分厚的腐殖土，农村就是用腐叶，草灰，鸡粪等搅拌均匀组合而成。再把掰开成瓣的大蒜每间隔五公分左右的间距整齐插种，往上面撒一层腐殖土，就可以浇水了。浇水一定要用撒花喷头，这样就不会把大蒜种子冲出来。以后定期给蒜苗浇水，大概就是一周左右一次。你看着蒜苗的尖尖处偷偷变绿，过几天就整块地都绿油油的，实在是生机勃勃。不过那个时候父亲就要给蒜苗施一次农家肥……”我咯咯地笑：“那时我就躲得远远的，因为太臭了……”

李斌认真地听着我絮絮叨叨，看我笑成那样，他用手拍拍我的脑袋说：“看来你也是个小坏蛋。”

“我要说的重点是蒜薹啦”，不等他取笑我，我抢过话机：“过三个月左右，也许是四个月，我发现蒜苗偷偷地发出一根圆柱形的绿色花朵，真像一直绿色的毛笔，可是它一点都不好看。我问父亲，这个绿色的花骨朵以后是不是就变成我们吃的大蒜？父亲说天机不可泄露，不然大蒜就会长翅膀飞了。但是父亲采了一些回家炒腊肉，绿色的花朵变得颜色越发翠绿，简直就是绿得动人，而且脆脆甜甜的，非常好吃。那半月里，我和父亲就把那些绿色的蒜薹全部采摘，卖到集市上。采蒜薹也是个技术活，必须先用指甲在蒜苗茎部竖划一个口子，深浅力度都要十分恰当，浅了剥离不了蒜薹，重了就会划伤蒜薹，不完整的蒜薹就不好卖，也不好吃。划好口子，一手捏着蒜薹，一手扶着蒜苗，顺势均匀地往下分离，一根绿油油，嫩生生的蒜薹就完整地采收完成。我看着地里一片狼藉，非常心疼大蒜，偶尔会去看它们，尽管那时已经不用再浇水施肥。一天父亲说，它们乱糟糟的，咱们把他们整理一下吧。结果我一用力，一个大蒜头就蹦出来……那时我才5岁。自从母亲去世，父亲就不再给我做大蒜魔术……”我说着说着，把头重重地垂了下去。

李斌看我的眼神是生动的，就像他才是那个采蒜薹的孩子，听到我说母亲，虽然我只是一带而过，他还是觉察到了。这时菜齐了，李斌夹了几根蒜薹放我碗里，他故作轻松地坏笑：“怕不怕臭呀？”

后来我们好像都很忙，就再也没有相聚。不知不觉我实习期结束了。医政处问我愿不愿意留在他们医院，妇产科需要一个大夫。我做梦都想留在这里，我从踏进这座城市就想成为它的一员，有那样白皙的皮肤，那样流利的方言，那样穿着就能昂首挺胸的好看衣服。在这里工作，我一定可以变得像大城市人那样自信，如果我，我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能接受更好的教育，那一定能大有作为。我当然是感激涕零地一百个同意。

工作前我准备回一趟老家，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村长。

省城开往家乡的列车上乘客依稀，与来时戛然相反，大家像放进池塘的鱼苗那样游向大城市，回头的却少之甚少，应了那句人往高处走的谚语。大城市是梦寐之地，是改变命运的地方，在这里生活，下一代，下下一代都将扬眉吐气。我的家乡，虽然已经修了公路，盖了新房，它在我心里还是那样朴素，像一个烧熟的洋芋，温暖又香郁却上不了大雅之堂。

才到家门口，我就满心欢喜地大声喊：“老村长，丫头回来了。”先是马成哥哥跑出来，大我1岁的马成哥哥是老村长的儿子，他看上去沧桑得像年轻时候的老村长，一脸的大胡子下是一张憨厚的脸，他跑过来说：“妹妹回来了呀，你嫂子刚做好午饭，快进来一起吃饭。”我环视周遭，问到：“马大爹呢？”

“他去年脑出血出院后就一直住福利院……我们都忙着干活……他一个人在家里痴痴呆呆的不安全……”怪不得去年马成哥哥把父亲留下的存折直接寄给我说家里太忙，没有时间每月给我寄生活费。原来家里发生那么大的事情，而他们却瞒着我。

“带我去！”我低沉地说

“先吃饭吧！吃好饭我带你去。”马成哥哥总是一副好脾气

“现在就带我去！”我有些失控，歇斯底里。

嫂子走出来没好气地说：“饭都好了，吃了饭再去吧，他又不会飞掉。”

我转过头怒视马成：“你去不去？”

马成哥看看老婆，讨好地说：“你先吃，我带草草过去就回来。”

那是一个用青砖盖起的四合院，房子不高，只有两层楼。走进院子，在四张圆形的石桌子前稀稀拉拉地分别坐着十几个老人，他们身旁是菜地，种着韭菜大葱青菜白菜和蒜苗，蒜苗已经到了要收获得季节。被采摘了蒜薹后，像披头散发的野孩子，黄叶子耷拉在地上，也像这些孤苦的老人。一棵蒜苗用毕生长出一棵蒜薹，却在蒜薹离开后衰败不堪，这样的分离，每次都看得我心如刀割。

屋子的角落里坐着一个老人，穿着红色的卫衣和黑色卫裤，脚下的黑布鞋没有拔起鞋跟，被脚跟踩成一双拖鞋。他两眼呆滞地看着那些蒜苗，嘴里杂乱地叨念着什么。他正是老村长。我跑过去，跪在他膝盖边大声呼喊：“老村长，我回来了……爸，丫头回来了……”

他抬起头，不知是因为门牙脱落，还是面部麻痹，他吃力却含糊不清地重复：“丫--头--头！丫-丫--头！”他呲着没有门牙的嘴笑，口水从嘴角流下来，流到地上，我大声地哭，眼泪滴到他地上的口水里……马成哥哥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去，他大概是担心嫂子等太久着急。

我没有再回A医院上班，选择留在自己的城市。我离开五年，生我的村庄变新了，老村长却变老了。村里开始有驻村干部进村，他们带来新理念，养殖，特色蔬果栽种，村民的收入越来越高。时代的飞速发展却没有载上老村长同行，他一边乐呵呵地看着村民安居乐业，一边因为衰老永远搭不上那列快车，他孤独地活着，只记住了他的战友，记住他们当年的战胜，还有我。

我跟H中学学生讲的最后一幅图是老年。那时，老年在我心里就是顺理成章地瓜熟蒂落，是一种圆满，一种安宁和归宿。其实不然，老年还有疾病，还有遗忘，还有衰退，有很多力不从心，有很多无奈。

老村长在慢慢遗忘。我必须在他没有忘记我之前回到他身边。

村里的路修好以后，县医院离我们村子骑车只有半小时路程。我每天下班，就到福利院把老村长接回来，我开始学做饭，老村长在身旁指点，虽然他词不达意，我愿意把这一切看成是指点。我拿起面团问他这样行不行，端着肉末问他够不够，他有时点头，有时摇头，有时只是笑。

我带他装了假牙。我学着包饺子，做刀削面。他喜欢吃回锅肉，我们现在不用等到过年过节，我隔三插五就烧上一盘，老村长乐呵呵地倒上一杯老白干，一边喝酒还能一边吃下两大碗米饭。我偶尔还在那里站军姿，他就突然会说：“老苏呀，让闺女歇会。”有时又对我说：“丫头，你得考个好大学。”我们像过家家一样，每天重复着这样的生活。有的人定是经历了太多苦难，又拥有一颗善良的心，所以上帝把他的苦难带走了，像外科大夫切除一个毒瘤。可是那个切口留下的疤，从此成了一片空白。

我留在县医院，成了一名妇产科大夫。

一天夜班，护士小宋急匆匆地敲响我的值班室门：“苏医生，有个产妇大出血，胎儿已有一条腿从孕妇阴道伸出来了。”她几乎是用哭腔说：“我已经把她送到产房，下面该怎么办？”

我急忙跑进产房，产妇已经休克，丈夫在一旁惊慌失措地大哭。

“别哭了，来不及进一步检查，把产妇检查手册给我。”我对那张看似童稚的丈夫脸说。

“没有。上月在你们医院做过一次B超，说是双胎。离预产期还有一月，她说肚子疼，然后就大出血……”我又气愤又着急地看向丈夫问道：“就是说其他的任何孕期检查你们都没做过？”

他把脑袋垂下，默不作声，眼泪哗哗往外流。

“小宋，测血压，抽血，听胎心，我给B超打电话，马上急诊。再通知手术室，马上手术。”我一口气对护士小宋下了口头医嘱和命令。

“苏医生，我们医院没有会做剖宫产的大夫。”小宋怯怯地说。

我虽然实习的时候做过，也有医师资格证书，可是小宋这样说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才刚参加工作。他们的麻醉师，手术室条件我一无所知。平常危重产妇都是转送上级医院，可是现在，一个孩子的脚掌已经伸出来，产妇出血多，血压代偿性升高，她刚晕过去，如果休克时间长，有可能3条命就这么没了。根本来不及再等几小时的转送。

我转过身对那位丈夫说：“病人要马上手术，而且风险很大，三条命，只能尽力保一个算一个。特别是那个露出一只脚的胎儿，估计已经不行了。如果你相信我，我们就搏一搏，不相信，就只能等送到上级医院处理。”那位丈夫急得六神无主，又说要打电话问父母，又说自己不知道。我非常严肃地说：“你多犹豫一分钟，抢救成功率就下降一成，请快速决定……”那位丈夫最后在承受极大压力的情况下选择了做手术。

我走进手术室，那真是一个极其简陋的手术室呀，一张手术床，一台陈旧的麻醉机，甚至一张婴儿床都没有。当然不会有，这可是这家医院的第一台剖宫产。麻醉师张大夫是医院唯一一名麻醉师，他匆匆从家里赶来，睡眼惺忪的样子立刻就被吓醒半截。小宋，张大夫，我，那位丈夫，我们一起经历了这场特殊的手术。

手术很艰难，当我从皮肤往下，一层层直到切开产妇子宫取出第一个孩子他已经有缺氧和窒息的情况，我还要继续手术，只能现场口述教小宋做新生儿急救；第二个孩子是伸出脚掌那个，她全身青紫，呼吸微弱，小宋在经历第一个小婴的抢救后已经能自主有效地处理；产妇是部分性前置胎盘，也难怪她出血那么厉害，处理好胎盘后，我把子宫缝好，把腹膜缝好，把腹壁缝好。产妇还在昏迷中，看着她血压心跳呼吸慢慢平稳，我算捏了一把汗。小宋也带来好消息，两个宝宝都抢救成功。我们四个人简直是喜极而泣，比发工资还要激动。

突然产妇血压下降，阴道出血又有增多，我的心快跳出来了。如果可以输血，或许还可以试试，再不行，得马上切除子宫。切除子宫，那就是剥夺了一个女人做母亲的权利，万一孩子……我立即否定了一来就切除子宫的想法。即使切除子宫，出血止不住，那产妇就生命垂危。我快奔溃了，这样的破医院什么都没有，我甚至比那位丈夫急得还要焦头烂额。

“她什么血型？”我直接转头问小宋，我对那位看似不满18岁的丈夫可是一点期待也没有，除了知道她是他老婆，他基本一问三不知。

“O型。”小宋说

“行，那就只有拼命了。抽我的血，马上输血。”这样的消息似乎给了产妇一线希望，我算是豁出去了。

小宋恐慌地看着我。

“快呀，晚一点，她就没命了……”不等她只言片语，我命令到。

墙上钟表的秒针一下一下地移动，虽然离天亮只有2小时，却非常漫长。老张靠在门口的椅子上睡着了；那位丈夫有时站起身来，有时走到临时用担架搭起的婴儿床那里；龙凤胎姐弟像根本没有经历刚才的劫难，时不时扬起下巴，舔舔嘴唇，偶尔又发出清亮的啼哭；那支锈迹斑斑的氧气筒分别向三个患者输送氧气，像一头呼呼喘息的老牛；我和小宋坐在病人床边，装着我血液的袋子慢慢空虚下去，输液管里的血液正缓缓进入产妇的身体。我们无可奈何地等着，期待着，像等待着一场审判。我一直盯着产妇的脸，小宋应该是看着我的脸，她几次试图跟我说话，又吞吞吐吐地咽了回去。

钟声响了7下的时候，一缕阳光照在窗帘上又折射过来，刚好落在产妇的脸颊上，我看到她有浓密的眼睫毛，修长的眼线，如果睁开眼睛，应该是很大，很有活力的双眼，她的皮肤光滑，虽然很苍白，在她高耸的鼻梁的映衬下仍旧美轮美奂。她真是个漂亮的姑娘，只是刚才，我根本没有时间欣赏她的美。突然，她睫毛眨动了几下，我几乎是一跃而起，在小宋一脸惊悚的注视下，我俯身看着产妇的眼睛，它奇迹般地睁开了。她甚至虚弱地张开两片嘴唇。我用比那位丈夫还要大的声音大哭起来。大家都跑过来，看着产妇，产妇用目光回应着大家的目光。

“老婆！我们的孩子很好，在那躺着。”丈夫用他树皮一样粗糙的手指向龙凤胎婴儿。产妇说不出话，眼角流出泪水，真像清晨的小溪。

我缓过神来，给上级医院打电话，交代情况后，准备把这母子三人转院。过了鬼门关，他们如果去条件好一点的医疗机构，那这一关就彻底过去了……

事后，我自己去院长办公室负荆请罪，我说是我一个人自作主张，跟张大夫和小宋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没有得到医院同意，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违反医疗常规这是大错，有可能结束自己的医疗职业生涯，甚至承担法律责任。所有责任我一个人承担。院长说要请示局里，等候处分。

听说这个事情，那家四口跑来医院为我求情。局里最后说按患者意愿，救人为大，最后不做开除处罚，做严重警告一次。我怕拖累了同事，又去找了一次院长。院长用右手扶了一下他的眼镜，非常严肃的对我说：“这个事不能你一个人担”

我正要说什么，他立马换一张诙谐的脸说：“苏草草大夫，你可不能一个人抢功呀。”

哎呀！这感觉就是不是坏事啦，如果奖励，那我就放心了，我一失态，卖乖地笑着说：“谢谢院长！要表扬，那就是都有份……呵呵……”

“说吧！怎么奖励你？”院长慈祥地看着我

我还真是不知高低，马上顺杠爬：“我要一个可以做剖宫产的手术室，一名麻醉师，一位护士长……”于是，一个具备剖宫产条件的妇产科正式成立。

他穿一套深蓝色的西服，干净的发丝在阳光里闪闪发光，蓝白相间的细格子衬衫从外套里露出领子，一条天蓝色的丝缎领带平整地挂在胸前，左胸前别着一枚红得耀眼的党徽。他走进办公室，急匆匆地对张扬主任说：“张主任，今天某市医院的会我要亲自参加，把局里的会议改在明早。”

张主任立刻起身：恭敬地应答着：“好的局长，知道了局长。”

他正欲以一样急的速度离开，礼貌性地瞥一眼，发现办公室里还有别人，就这样看到沙发上坐着的我。我已经留了一头长发，束一个高高的马尾，浅绿色格子粗布长裙的裙摆有一角落在地上刚好遮掩着我瑟瑟发抖的双腿。刚才听到有人进来我就起身，看他们忙着交代事情没有打扰，又坐回沙发，正喝张主任用纸杯给我倒的白开水。因为他进门我就看到他，虽然他穿衣风格已经大不同前，我还是因为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犀利的目光而惴惴不安，我想假装喝水没认出他，又忍不住把目光递过去。他放慢了脚步，没有立刻走出门去：“是你！”他说着停在我对面。

“我……”

我站起身，正要说话，张主任几乎是小跑出自己的座位，他点头哈腰地笑着对李斌说：“这是苏大夫，我们在谈她们医院的事情。”

“苏大夫，这是我们李局长。”张主任又给我介绍眼前的李斌。

李斌说：“你们谈，别忘记今天的日程。”然后就走出了办公室，就像他从没来过，没见过我，他潇洒离开的背影，熟悉又陌生。他完全有对我生气的权利，我的不辞而别。我当时就是想反正以后在一家医院上班，从老家回来就欢欢喜喜地去找他，告诉他……

我强拉回思绪，继续跟张主任谈事：“张主任，我们医院确实需要扩大医院规模，增加一栋住院楼。包括手术室和麻醉师的增加。我们那里偏远，孕产妇不能及时转送增加了孕产妇和新生儿危重死亡率。虽然我们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完善了很多医疗设备，可是目前医院依旧只有两名麻醉师，两间手术室，只要安排了外科手术，产科的急诊手术就基本不能开展。虽然我们是小县城，随着生活条件日渐好起来，出生率是大幅度升高的。因为医院扩建的事被卫生局驳回，我只得苦口婆心地反复往局里跑，希望卫生局能批复我们医院的请示。”

前几次张主任说要换新局长，让我再等等，我已经等了两个月，迟迟没有接到张主任的通知，只好又厚着脸皮来找他。他刚才叫局长的人是李斌。毕业后我知道他分配到A医院，那是省里很出名的医院，他是心外科大夫，听说工作也十分出色。而且他与医院的一名护士结了婚，也算成家立业。可是他怎么来了我们地州？还成了新任局长？我简直就是一头雾水。

张主任客气地说：“苏大夫，你也看到了，新局长才上任，今天我们还要急着去某市一个医院参加表彰会。这样，我尽快把你们的请示交给局长，局里尽快开会研究，有什么进展我联系你。现在，只能请你回去等消息，我们要马上外出。”

都说到这个份上，我也不好再赖着不走。如果不是因为跟院长说了很多遍，到县局说要等州局统一规划的托词而久久没有回音，我是不该越级跑到州局来的，毕竟我只是一名妇产科大夫。当然，也因为我是医院直接面对患者的大夫，做具体事情的人最清楚工作的实际情况和困难，我急呀，两条人命的工作，争分夺秒。真的到了二胎政策开放，我那间维系了医院15年的，院长大人绞尽脑汁为我腾出来的手术室是不够的，等一切供不应求再想办法着实太晚了。

我走出张主任的办公室，看到隔壁的办公室里，李斌正在办公桌前认真地写着什么，他胸前戴着党徽，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见那枚，一定不是，都那么多年了。正猜测得入神，他抬起眼眸看到我，立刻起身朝我走来：“进来坐会？”

我急匆匆地说：“不了，你忙，我也得赶回去接班。”我总是这么冒冒失失地逃出他的视线，这种若即若离的熟悉与陌生感就是一念之间。

哎！苏草草，是什么让你变得如此浮躁？那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傻丫头，被生活磨平菱角，种上一身的刺，为了维护不知对不对的追逐，在这个落后的小城一呆就是十五年。本来说把老村长安顿好就去奔前程；本来有很多次机会调到大城市。如今却在这偏远的小城，在不足10平米的手术室，或站几小时剖开别人的肚子，再缝起来，来不及换下沾满羊水的工作服就一边吃凉了的盒饭，一边幸福地看着温箱里那个黏糊糊的小婴儿；或扯着嗓子叫产妇用力，捧着露出的胎儿脑袋视若珍宝；或在无数个夜晚，穿梭在病房，观察切口愈合情况，有无出血？有无泌乳，还着迷小生命们吃的如何，拉什么颜色的粪便。那些无数女人的哭喊声和婴儿的啼哭声替代了你无数听音乐，喝咖啡，化妆买衣服，谈恋爱看电影的时间。你就这样变得羁傲不逊，这样粗枝大叶，这样直言快语，这样急躁不安。我在回程的车上琢磨着自己。思忖着十五年来这如流水般一去不复返的时光点滴，他们有时明亮，有时昏暗，我竟从来没有那么认真去体味过，也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改变。

如果不是为了来找张主任，今天我也不会放下长头发，不会穿裙子，如果没见到李斌也许不会想到我已经是快40岁的女人。那些诗里说的“长发及腰”的浪漫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虽然我曾经信誓旦旦地要在大城市立足，要让自己拥有大城市里那种时尚小资的品味。虽然十五年后我的小城已经盖起了高楼，已经有五湖四海的投资商进驻，我们不用羞愧自己的乡音，而是得意地，以招牌式的自信用它介绍着这座小城的变化，变美，变得立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机勃勃。虽然一切都无法掌控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呢？十五年，我从没想过自己。我透过朦胧的车窗打量自己的脸，柳叶眉，高鼻梁，大眼睛，虽然嘴唇略有丰厚，也不是很影响五官整体。回想我最后认真照镜子那次，应该是在“H乡大宾馆”，那个镜子也是这般朦胧，那时看不清的是青涩，现在遮掩的是十几年不知所云的一切，我说不清数自己每天做的事情，毫无头绪，却在走进科室时埋下头，肌肉记忆般开始工作。

刚才的离开，与那天我的离去都一样，我们没有勇气抓住眼前，回首间已经物是人非。我问过自己如果那天他叫住我，说是专门来看我，或者我跑到球场，在焦急的目光中找到他，那又会怎样？没等往下妄想，总有急诊或者其他事情打断，后来，就忘记了问自己，忘记了妄想，直到听王霞说李斌结婚了。

我又想起在A医院时他给我接风，我们开心地准备拥抱美好的世界和未来，我们一起吃蒜薹，我给他讲蒜薹的故事。天下有无数美丽的花朵，他们装饰着美好世界，那些高贵的花还被选为国花市花，他们的盛开惊艳了春夏，只有蒜苗的花朵，独成一家，坚韧绽放，维系着蒜苗的完整。

同样，有的人注定了要做大事，大事施展大爱；有的人注定了要做小事，数也数不清的小事，做也做不完的小事。一名大夫能救一个人，一名医疗管理者如果带来有效的管理方法和政策，又能救多少人？我始终坚信，李斌从父亲那里获得的理念是这样的，他这些年做的，也一定是他心系更多人，把自我价值发挥极致的行动。

车到了县城，我没有立刻回医院，我向福利院走去，在栏杆外，我看到老村长的背越发佝偻，腿脚却在反复康复训练中能蹒跚走动。他依然披着他那件发白的旧军衣在院子里转悠，每年给他添置新衣服，他都舍不得扔掉这件，洗干净，折整齐，他说开村委会的时候要穿。他也许在找他的大喇叭，也许在找老苏。我亦没有进去，站立1小时军姿，看着他不亦乐乎地一副忙着开会的样子。我来到自己上学那所中学，我已经在这里讲了十五年的公开课，老话题，新面孔。有时我会恍惚看到一个戴着党徽的少年，他一边讲课，一边扬起右手做手势，那手指修长，指缝干净……我看着放学的学生一一走出学校，想到三妹那襁褓中的婴儿应该也是这般大小，她是否健康自信？还有那一家四口，后来是否幸福？我来到以前的菜地，现在是一个乡村合作社，是土特产的交易市场，市场里正堆放着刚采摘的蒜薹，它翠绿得让人心疼……

作者简介：普书姗，彝族，医务工作者。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有小说、诗歌散发于《滇池》《边疆文学》《金沙江文艺》《云南民革》《红河日报》等，现居云南蒙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