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东在哪里？

阿东有多远？

2008年9月25日，我为王洪兴的散文集《母亲叫魂》写的序言，留下过这样一些文字___

“洪兴的故乡在元阳与绿春两县交界处一个叫阿东的地方。他是故乡所属的俄扎乡的第一个大学生。就是这‘第一个，’他在当地，曾经被人们当作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就是今天，因为他的人缘，他依然有很好的口碑。人们在私下叫他的几个哈尼族名字，阿东某某怎么样怎么样会做人。他不仅不会沾沾自喜，反而感到内心有愧，觉得面对父老乡亲，自己所能回报给他们的那份情分量太轻太轻。”

“他的村子，我没有去过。我只是无数次站在公路边，远远打量山腰上层层梯田旁边森林茂盛的一个村庄。熟人指点我，那就是王洪兴的家乡。我的脚印虽然没有踏进过阿东，我却早已非常熟悉这个像许多哈尼族村庄一样美丽、和谐的地方。我是从洪兴绘声绘色的文字，一次次走进阿东。”

多年过去了，我还没有到过阿东。去阿东走走看看的念头，多年来在我的脑海里像萤火虫一样闪着。

“这阿东，我有一天会去。”我相信缘。

洪兴在红河县当县长时，去过几次我的故乡哈批村,那也是缘。

说起来，我和洪兴相识的时间有三十多年了。我们曾经都是共青团干部。我在红河团州委工作时，他在元阳团县委任职。待我换单位，有点像在厩里闷久了的牛放到原野上兴奋得打滚；此后不久，洪兴来到我曾经每天出入的那扇门。我们见过，但印象不深，不外乎了解彼此是哈尼人。我们是从什么开始交往呢？这都不重要了。

我在嘴上刚刚长毛时，最大的心愿是做官。对官场中人迷信得一塌糊涂。我在乡上干过，跟在领导屁股后边，跟不穿鞋子脚上沾牛屎的平民百姓天天打交道，看到官员为他们做点芝麻粒大的事，都有一种“青天再世”的感觉。到大机关几年后方知，我的那种梦是经不住几颗冰雹袭击的。走出机关大门，我此生脱胎换骨为一介文人了。说文人，还有一丝高抬自己的意思。应该说，你唱得好坏，都像树上的一只无足轻重的鸟。

洪兴的路线跟我不同，他走的是官道，像一只被驯化的鸟，别人指哪儿往哪儿飞，不可能有较长的栖居地。他官至县长——旧时代所说的“七品芝麻官，”办了许多造福于民众的善事。

从世俗的意义上，我们捧着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饭碗。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我们最大的相同点是，身上流淌的是同一个古老的，从西北高原“长征”来到哀牢山上，以梯田耕作为生的民族的血液。再有一点，我们的骨子里有着多多少少天生的浪漫因子：这就是对文学艺术的喜爱。一个死气沉沉的人，或者一个钻进钱坑里的人，往往是浪漫的天敌。

简单地说，同胞情和浪漫，是我们道不同却能相互亲近的基础。

洪兴在官造福一方，为文不失赤子之心，这是极为难得的品质。

话题返回到《母亲叫魂》上。他还出过另一本散文集《红河水从脚下流过》。两本书放在一起，文学含量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后本写得仓促、粗糙、琐碎、青涩等，不像前本是人生体验有了厚重的积累，而喷发出的一朵朵绚烂的思想火花，让人动心动情，让人赏心悦目。我为《母亲叫魂》写序，更多的考虑是出于友情的不可抗拒，比起他的“矿藏”丰富的文本内容，序文就像“站着说话不腰疼”般胡扯一通。这本书，我不时会翻翻，仍有当年我细读那样会引起说不清道不明的冲动。这是我走进他的青少年中童足迹、故乡、亲人、朋友、内心世界的路口。

比如他的父亲，那个1938年出生的幽默大师。在洪兴的作品里经常出现他的身影。他的双亲难舍难分地离开阿东，到红河州府蒙自儿子的家在过好些年，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在洪兴家，我跟老人有过几次相逢。母亲穿着哈尼服装，不会讲一句汉语，默默地坐，默默地忙，我只能礼节性地问候。哈尼母亲存在的方式是默默的却也是庄严的存在！有着一副慈善面容的父亲，从阿东刚来到城里时的讲不通一句汉语，学会了能够跟别人交流的许多语言，如果年轻时就进入城里，他的汉语会熟练到哪个地步？他用有点疙瘩的汉语，随便讲的自己观察到的生活、社会现象，旁人听了肚子也会笑瘪。

2008年12月11日中午，洪兴的父亲在大街上被车闯，是一个刚出道的小姑娘惹的祸。“大爹，对不起，我的眼睛不好，没看清。”“你瞎眼睛嘎，我蚊子不是，蚂蚁不是，我是人呐，哪样说看不清。”

我得知后，打电话问洪兴，闯着的是瘸的那只脚还是另一只。他说，不是脚，是头部。

1987年的一天，浓雾大雨中洪兴的父亲（当时才49岁）去森林，不幸摔下悬崖，右脚严重负伤。从此成了依靠拐杖行走的残疾分子。一个在山上跑得比豹子快的汉子，这么一下子就改变了命运，换一般人，气也要气死。何况对一个心高气傲，十分注重形象，总是把美女装满眼里心里的“审美专家！”

洪兴跟父亲相貌酷似，只是父亲的脸上时常挂着一副老花镜，只是儿子的上唇盖一道坚硬的黑胡子；身材相似，瘦骨干筋。老人神色严肃地说，相貌上就可以看出，洪兴不是杂种。我抽着竹子烟筒，扑哧一声，喷出一股水。这就可以理解了洪兴之所以能讲各种语言，笑话连篇，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的缘故。

离2016年国庆节还有十多二十天，洪兴打电给我，要是没有其它事，就跟他一起去阿东，老人已经回去一年多了。我满口答应。漫长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去阿东的机会。

10月1日下午五点多钟到达阿东。一大堆人，三张车，有洪兴的妹妹、妹夫、妹妹的娃娃、妹妹的姑爷和娃娃，一个又一个，我听了几次介绍，大大小小，辈份认对了转眼又模糊。东西也是一大堆，像搬一次家，大包小包，各种水果、物品。

方才浓厚的乌云缝隙露过一下太阳，山脚山腰上的一切一目了然。带着湿气的风不过眨几下眼的工夫，又变幻出群魔乱舞的黑云，一场大雨似乎就要铺天盖地。我只来得及扫几眼房屋、街道和背后的森林。见到些零散的正在忙碌的大人，闲玩的几个娃娃，公鸭带领下成群的鸭子嘎嘎过街，站在篱笆、石头上的公鸡没有秩序地叫着，一两只狗蹲着或轻轻跑动。

寂静的村庄。

刚一进家时，我一眼就认出了老父亲，穿一套板扎的黑中山装，叫他Dalmoq（大爹），他没认出我，嘿嘿轻笑 。我也认出了老母亲，气色不错，几年不见，并不增加老态。儿子问父亲，阿爸您给还记得，他是红河人呐，来过蒙自的家里。他说，见的人多了，不记得了。有两支烟筒。看我也想抽烟筒，他一拐一拐地要去换水，一边神秘地说，总书记说不要抽烟了，抽烟伤身体。我说，大爹，我们抽烟是为国家作贡献。“是罗是罗。一边烧钱，一边产钱。”老人跟我拉近了距离。

一只不敢抓老鼠的猫，缩在墙脚或门边，用懒洋洋的有些迟钝的眼神看人，小声小气。它肯定是朝日陪伴老人的孙孙辈了。

这对年轻时男的用三弦，把女的膝盖弹出泪水的五十多年的夫妻，在不可预知的风雨飘摇的人生旅途上，支撑起一个家，养育了一男六女，共患难，同甘甜。

如今的这个家，分为两家，也就是两幢房子，两个院子，钢筋水泥房，三、四层楼，一家是祖传的父母家，一家是嫁在本村的二妹家。不过，归根到底是一个家。老人在蒙自时，老家由二女儿家看护，现在俩老在迟暮之年归根，同样由一片孝心的二女儿家嘘寒问暖。二妹两口子恩恩爱爱，共同酿造甜蜜的生活。在哥哥出外工作、姐妹们也在外面谋生的境况下，使俩老能安度晚年。

在院子里喝茶闲聊一阵子，天黑下来，饭熟了。我们喝酒的男士坐一桌，在一楼的屋子里。忽然传来沉闷的轰隆隆的响声，瓢泼大雨砸下来了。外面一片混沌，屋子里的灯光显得更亮。下雨好喝酒、热闹，况且我是第一次来，众人作为东道主，更是盛情沸腾。他们有的叫我红河阿哥，有的叫哥哥。“我们哈尼地方好在，以后都要经常来。”“我们哈尼是一娘生，相逢了要欢欢喜喜。”

桌面上有本村洪兴的几个亲戚，比如表弟Hhaqceiq（昂成），老本老实的模样，嘿嘿憨笑；中心人物是二叔的大儿子王勒嘎，洪兴喊他“王老大。”上桌前，我就略知了他的一些情况，说他是高能的莫批（神职人员），说他没读过几天书，汉语歌曲却会唱很多。桌子上摆满了菜，都是叫人垂涎三尺的哈尼风味。互敬几巡酒后，众人和我脱去了初识的拘束，进入了脑门头发热、心痒痒的状态

我的老毛病犯了，想唱歌，这恰巧跟王老大的想法一拍即合。洪兴说，王老大，唱歌吧，这个红河人也会唱歌。就这样，歌声带着酒气，一张嘴连着一张嘴喷发。果真如此，王老大会唱很多歌，他唱得更多的是老歌，《心中的玫瑰》、《泉水叮咚》、《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渔家姑娘在海边》、《妹妹找哥泪花流》等等一大串，歌词一字不漏，低得下去，高得上去，腔调圆润、明亮。我也按捺不住，唱了《父老乡亲》、《成吉思汗的传说》、《蒙古人》、《心中的太阳》、《嫂子颂》等等。洪兴唱了《故乡情》、《酒干倘卖无》、《北国之春》等等。这不是点名唱，是抢唱；一个人还没唱完，另一人就等不及了想马上插入。洪兴是主人，老大哥，有些谦让。我和王老大在酒精的起哄下，失去了节制，忙于抢“话筒，”抢观众，成了“擂台赛。”俩人还合唱了不知多少首，我会唱的他张嘴就来，他会唱的我也不慢半拍。我好几次拿起餐巾纸，揩他的眼角，弄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样一来，其他人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们表演。王老大的大学毕业、从事志愿者工作的大儿子王成，性情跟父亲相反，闷声不出气，偶尔站起来围桌子倒茶水。脖子唱干了，某人端起杯子，约大家同喝一口。接着，某人讲上几句笑话，添加另一种气氛。

唱唱，喝喝，讲讲，一轮轮重复上演。

王勒嘎出生于1969年。1984年师从绿春县戈奎乡的一个大莫批，勤学苦练几年后，二十岁开始主持祭祀。隆重的丧葬仪式，他可以念诵几天几夜。他的声音，经常回荡在周边的县乡，远处传播到西双版纳州。在平常日子里，他是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农民，奔波在山坡上的田地，一滴汗水一粒米，喝一口酒多一分力气。从模样看，他跟同村别的汉子一样衣服上沾着泥巴，没有特殊之处。但他的心里脑里，装着的是博大、精深、灿烂的母族传统文化。他是人世与鬼神之间的一座木桥，向两头递话。哈尼民族的精神血脉就是靠他这样的莫批代代相传，才生生不息的。从汉文化的角度，王勒嘎是文盲；以哈尼文化的标准，那些汉文化的大师都是文盲。不过，这样的理解是非常荒唐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大师。我有缘跟王勒嘎认识，并且坐在一起喝酒、唱歌，是一生的荣幸。

哈尼族莫批传承的方式是口传心记。王勒嘎的记忆力之强，可见一斑。之后几年，听洪兴讲,这位兄弟出车祸去世。太可惜了！

外边的许多人来过洪兴的家乡。他们在酒桌上是否会像我们发歌疯呢？

今夜，可能是静静的阿东的夜，不少日子以来没有静静的一夜。

打搅了父老乡亲吗？

我们散席是什么时候了，我已经没有记忆。住在楼上，醒来时满耳都是公鸡争先恐后的打鸣声。还有蛐蛐的琴声，还有细雨的淅沥声。不觉得丝毫的冷，潮湿而又阴凉的空气从窗口爬进来。天雾蒙蒙的，才吐出些许微弱的光线。洪兴已经起床，使劲咳几声。我口渴难耐，把睡意丢在床上，下去喝水。大爹——老牌浪漫主义者起得更早，已经咕咚咕咚拉烟筒。

阿东生根在崇山峻岭的肚子上。村背后直到山顶全是遮天蔽日的森林。以一个200户的自然村来讲，阿东土地面积够大了，说是有六点三九平方公里。从村子望出去，视野开阔，睁开眼，周围的山岭、村庄、田地统统汇聚而来。以祭寨神、摆长街宴蜚声国内外的哈播村，就在山风呼啸、河水奔流的峡谷十公里之外的山包上。那天早上六点多钟，刚好碰着哈播头上露出灰暗的天空，一轮比火球还铁红的太阳，从地平线与天空衔接处撞击而出，我甚至听得见血淋淋的痛苦的呻吟。

阿东寨脚寨边是一片片梯田，还有一蓬蓬竹子，还有零星的棕树。这三种形象，是典型的哈尼族村庄的标志性图腾。

盖新房的浪潮在农村一波波涌动。阿东亦不例外。这是两个时代之间所谓落后与进步的分界线。也许这也是传统文化断裂的必然宿命。阿东几乎已被新房占据，还有正在不断盖的。但贫富是不可能均匀的。被新房子逼得无处躲藏的一些破烂、矮小的土基房，像丑男丑女，夹杂在帅哥靓女的腋窝下。它们等待着伸来援助之手，“旧貌换新颜。”

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山村。”陡峭的地形，使有些地段，上面的一幢房子就像盖在悬崖上，下面的另一幢房子又像是盖在另外一个悬崖上，两幢相隔的空地又形成悬崖。盖房艰难的程度，想都不敢想。

洪兴领我四处走动。所到之处，曾经留下他的多少脚印、身影、欢乐、悲苦。他是吃这里的饭、喝这里的水长大。见到一棵大树，他给我讲树的故事；见到一丘田，他给我讲放鸭子、摸鱼；见到一块菜地，他给我讲青菜、南瓜、韭菜苤菜；见到一条小路，他听得见童年的脚步声。见到的一草一木一鸟一虫，这一切都跟他有关，尽管岁月流逝，乡情却越发芬芳。他激动，常找不到表达的语言。我回到衣胞之地也是这样如痴如醉。我太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跳。一个人对故乡怀有如此深沉的感情，寨神也要淌眼泪了。

我俩去叩拜寨神树。在村子南边的一丛密林。一道二、三十级石头台阶，精致的大门紧紧锁着。这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它护佑、温暖着所有村民的灵魂。在哈尼族村庄，一个人敢坏事做绝，但决不敢去砍寨神树。

大门上方和两侧是借哈尼语音用汉文写的对联，念着疙里疙瘩。我把它翻译后是——

横批：昂玛

上联：寨神底下人幸福

下联：祖先下面增子孙

我和洪兴，虔诚地跪下来磕了头。

至高无上的寨神，祝福我们吧！

阿东，原先的村名叫Haqlol（豪聋），含有“竹林”之意。建村的历史有多久，无法验证了。离洪兴家三十米远的一棵浑身沧桑的万年青树，应该说是最权威的见证者。围绕周边的竹子，在2016年1月初的一场大雪中被冻死（哈尼山乡竹子被雪冻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这也许是全球生态恶化的铁证），但根子还活着，发出了葱绿的枝枝叶叶。

多少年前，豪聋村跟一个来经商的四川人打官司。当地的土司想到，如果官司打到远处，阿东可能会吃亏，便甩起赖皮：我们地方没有一个叫豪聋的村子，只有阿东。漂泊在他乡异地的四川人只好忍气吞声。

阿东的王姓人家不少。洪兴这支王姓，是从红河县阿扎河乡德科村迁徙而来，迄今已有八代，枝繁叶茂。

洪兴的爷爷，人高马大，有经济头脑，是当地有名的生意人。他从当地赶牛吆猪，驮茶叶，跋山涉水，往返半个月，到红河县瓦渣（即今天的甲寅大寨子）。

路上经常发生抢劫，但这个土财主以他的人缘和胆识，从没出过血腥事件。家族的财富就这样日渐发达。这也为家族埋下了祸根。红色政权后，他家成了“剥削阶级。”洪兴的父亲在村里无数次被批斗，面对侮辱，由于决不屈服，几次挨打得半死不活，亲人们哭天喊地的抬回家，他却神助般活过来。

“过去的事情不说了，一样意思没得。”坦坦荡荡。此时七十八岁的老男人，他的骨头还硬得很呢？

我在阿东几天，品山水，心翠绿；品人情，心清净。我发觉阿东人有一个特别之处：幽默、豁达。这点在老父亲身上当然体现得近乎完美。其他人也并不逊色。

比如有人在外好久后归来，村人见了问，你哪下回来的。回答是：明天。

有汉子拿着一把砍草的弯刀，在田野转来转去，村人问，老表，你找哪样哇。回答是：找弯刀。

我们在王勒嘎家吃饭，摆上从林子里拿来的两碗做法不同的蜂子，他说，搛，搛，搛蜂蜜吃，香得很。

洪兴语言天赋高，母语自然不必说，他会讲许多地方汉族的方言土语，跟天南地北的人们认老乡，他们往往信以为真。而且，他出口成笑，他出现的地方，周围往往是欢声笑语。

洪兴任元阳团县委书记时，有位农村团干部找到办公室，说是来用点文体活动的东西，比如蓝球、羽毛球拍之类的。为了见县上的“团头，”这位同志特意打扮了一通，穿西装，系领带，土狗放洋屁。在称呼问题上，可能他也绞尽了脑汁。“请问书记，您贵姓？”官方酸溜溜、文绉绉的礼节，不知他是从哪里学来的。洪兴也正二八经回答：“冕贵姓王。”对方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哦，书记叫王冕贵，叫王冕贵。”旁边俩位女团干，“扑哧”笑出一声，差点昏倒。那人只管默诵：哦，书记的名字叫王冕贵。

他在某县任副县长时，有个学生家长来找他反映情况，谈了两个小时。送出门时，突然转过身问他：王副县长，你家贵姓。他回答：我就是姓王。

十月四日上午，吃饭前，大家先收拾东西。老母亲在旁边喃喃自语，哦，这几天家里热烘烘的，又要冷火秋烟了。

我很少听过蛐蛐大白天叫，阿东的蛐蛐却在大白天照样叫个不停，唧唧唧唧，唧哪样唧呢？

墙上挂一只笼子，是老父亲从蒙自提回去的。里面有只往昔的歌王画眉鸟。它懒精无神，是生病了，还是被孤独折磨？我不曾听见它的一句歌声，更多的时候是打磕睡。我注意到老父亲陷入茫然时就是这副样子。

告别的时刻，我不敢跟二老白发大爹大妈说告别的话。若无其事地走出家门，独自在街道上走了一大截，东张西望。我的急促的心跳声，重复的都是：阿东，你也是我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