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家住朝阳天桥帝边，是1999年月12月14号到2018年7月30号。朝阳天桥，是曾经以“锡都”闻名世界的个旧市城区，一座普通的不醒目的人工桥梁，为日趋拥堵的交通起到了一些缓解作用。我家的具体地址应该是：个旧市三岔街6号。平常人们习惯的叫法是朝阳天桥6幢。一说这个号，送水的，收破烂、酒瓶之类的，噔噔噔跑上来了。我家在七楼，人家喘着气，拍胸口吐出：有点高了。谁叫他们小跑呢？我从来没觉得高，把爬楼梯当作每天锻炼的项目之一。严格讲，这幢房子有十一层，下面四层是麻将、铺子、外来人租住等，我家虽在顶层，却只能算七楼。当时，在个旧，这样的楼层是不可能有电梯的。个旧是夹皮沟，潮湿，低楼层不好住。我家算高了，高有高的好处，见太阳早，光线亮，蚊蝇少，干扰小等等。这是福利房。当年，在体制内工作（所谓吃皇粮）的人，多少人都享受过这种比市场便宜得多的待遇。我和女主人都是受着国家恩惠的旱涝保收的职员。这套房房产证上写一百平方米，但实际面积不止。现在把公摊面积好多都算在私人头上，那时是货真价实。

我们原先住的房子和环境都不错，但既然有机会可以住更宽敞的房子，何乐而不为呢？别高兴得太早。房子外观盖好了，拿到了钥匙，家家户户都在着手装修的活儿。盖房子的时候住户操不着半点心，装修这一环节才会真正遇上麻烦。

此时正值雨季，这年雨水多得好像天到处通洞了。正当装修开始，我们每天跑几趟房子时，突然发现了重大问题：房子坐南朝北，南边的三间（两间卧室、一间客厅）都被雨水浸湿。装修好的房间，墙壁木板发霉、腐蚀。这比天打雷劈严重多了，这简直是世界末日的恐惧。平时，施工方嘴上尽花言巧语，诸如质量重于泰山、一切为了住户。我不知道施工方有多少层领导，只认得每天在这幢房子晃荡的一个尖嘴猴舌的中年男子，我想不通世上怎么会有这样叫人火冒三丈的形象，他一出现，我的内心就会涌起几丝厌恶或同情。

我问，老板，房子漏雨了，要咋个整。他装佯装佯的，哪呢（里）漏，新房子不会漏嘛？我气鼓鼓地领他一处处看过来：给见了，弟兄。他面对十足的证据，摸着后脑壳说，不合嘛，不合嘛？我家叫他跟上级领导强烈反映一下，我们穷，好不容易装修起来的房子挨雨水啃了，请领导快快解决问题，如果推三懒四，我们只有跳楼了。他知道我家不至于脆弱到跳楼，出问题了他们想耍赖也耍不了。但是迟迟不见对方高层露面。雨依然铺天盖地的泼。南面的房间是无法装修了。

有一天，我灵机一动，自己是在新闻媒体工作，何不拿点脸色出来，便火冒三丈地扯着那位弟兄只剩骨头的爪子：老表，问题还不解决，就讲不了弟兄感情，只好在新闻媒体曝光了。他说了几句，哪个怕哪个。在我准备活动手脚时，他可能想到媒体曝光并不是一件好事，冷静下来，用一副抗日剧里面的汉奸嘴脸献媚：好商量，好商量！商量的结果是，损坏的东西按原价补偿；从墙外面把漏雨的地方修修补补。敲敲补补后，另外有些地方涂些什么的乱七八糟的漆上去，雨止住了，后来许多年都没漏过。干透几天后，南面重新装修。外墙涂上去的漆黑不溜秋的，丑极了，但又不是室内，管他的。施工方对房子的处理方式，尽管我们有多方面的怨气，还是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等草民经不住折腾。

还有一件叫人气不打一处来的事。有天下午，我把黑皮包随便丢在家里某处，等到想打电话时，才发现皮包被人提走了。里面装一部手机，七百块钱。在当年，这两样都是我不小的财产。牛事刚发完马事又发，接连倒霉两回，让我想到这房子是否不欢迎我家来住。装修的有几茬人，是不是他们偷的，还是外人趁大家不注意偷的，鬼才知道。事情刚发时，一时间我的头嗡嗡响，手脚麻木。可我提醒自己，不能倒下，破财免灾。我当然不会倒下。几天后，二楼的一个小妹告诉我，下面台台上有个皮包，可能是你的。果然是我的，多亏那里不会有人上去。手机不在了，里面的钱还在。估计此人不是江湖老手，脚手慌乱，拿手机后把皮包扔掉。钱不该绝，回到我的手里。大难回归的皮包，我把它当作一件文物，珍藏好，到现在有时还拿出来用。

1999年12月14号早上，我家从个旧城北的军队干休所搬过来，叫了一班朋友，扛的扛，背的背，灰朴朴的；一个家庭过日子，坛坛罐罐，这样舍不得丢，那样不忍心抛弃，搬了几个小时。可惜的是，有一棵我十分喜爱的，在家里栽了几年的绿荫荫的芭蕉树，在搬的过程中，不小心折断了，令我许久都梦见它。晚上，我们喝了一台酒，算是我家开始了新的生活。

二

楼底是一个大农贸市场。

每天还没有破晓，各种公鸡的打鸣声就此起彼伏，一派喧哗，你再想沉浸在美梦中，还是不得不醒，醒了很难重新睡着。它们不像乡村的公鸡，带给浓烈而又暖身暖心的乡情。这些鸡都是已经被判了死刑，等待执行枪决。它们是在进行黎明前的狂欢。买菜的成百上千的人拥挤进来后，它们的末日到了。它们将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被人们津津有味地嚼碎进肚子里。我在高处听见它们临死时“哽嗯哽嗯”的惨叫，浑身跑动一股股寒气。我想来世当牛做马，我也决不敢成为鸡。

市场虽吵，最起码给我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把锅抬在电磁炉上烧水，跑下去买菜也来得及。我不必像住在其它地方，为了买一趟菜，走多少路，坐多少车，一买就得买一大堆。市场的菜大多都是城郊农民自己种植，清早挑来的，嫩绿绿的，水淋淋的，新鲜得想亲上一番。因为是在山上，雨水露水滋润，菜的品质比许多地方优秀。特别是青菜、萝卜之类的，非常爽口，会吃出瘾。我家饭桌上每餐都有绿菜，花钱少，有益身体，反倒对肉食起了少许的排挤。买不买菜，我习惯性每天都要在市场转一趟，人是成堆了，空气污染，可是，看着一摊摊、一种种蔬菜给眼晴带来那么多的舒服，想到这些喂给“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市民的菜，浸透了多少劳动人民的汗水，我会对菜农肃然起敬，对市民产生某种鄙视，也对自己这个曾经的牧人今日的变质深感悲哀。不少人以为自己高雅，把进入农贸市场认为是俗气。恰恰相反，这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啊！我是一个写浪漫的文字，却很现实地生活的草民。我深知，栽好一棵菜的艰辛，卖出一棵菜的不易。我的母亲当年走一两个小时的山路卖出一背箩青菜，才得几块钱。我买菜，很少口吐白沫争价钱，不是我钱多，那点钱到不了哪里。

吵架，是农贸市场每天必演几场的精彩节目。一般拌几句是家常便饭，很难吸引听众、观众。只有大吵时，女与女之间，男与男之间，男与女之间，中心词语就成了裤裆里的玩意。反来复去，你拿我的东西，我拿你的东西，骂，撕，摔，太好听了。难怪好作品都来自民间。碰着这种不消开钱的节目，我是最忠实的听众观众，有的语言，给我一亿块钱都想不出来。要是两个五大三粗的男人，难免要动武，动就动吧，平常人们生活太枯燥了，好不容易看一场比武会。脏巴拉几的地上，两个弟兄一边不停翻滚，一边出口成脏。直到伤的伤，一把鼻涕一把泪，好心人觉得两个太辛苦，把他们拉开。俩人不甘心，跳着，挥拳，依依不舍地散去。

在家里，有时因为楼下吵的声音特大，我听得清吵架的男女双方，男的说我X你嘎，女的说我割你的XX，越演讲越生动。如果此时我正在看书，书里的内容比起俩人的作品不知逊色多少倍。

天桥底下曾经有几家夜市烧烤摊。有几年形成过如此潮流：我们一班朋友（包括别的很多人）在馆子吃喝，出门后，下一个节目便是坐烧烤摊。这时，大家都已经喝得二麻二麻的，但回家睡觉还早，又没有更好的消遣方式，集中在烧烤摊旁便是最好的娱乐。乱点菜，点了很多种，实际没有吃完十分之一，有的筷子都没动过。反正舌头已经木了，好酒坏酒灌进去，我们胡言乱语，别人也胡说八道。烧烤摊是最平等的地方，这里不存在达官贵人、贩夫走卒之分，不存在腰缠万贯、一贫如洗之别，这里只认你包里的人民币和敢喝敢醉。我记不得自己醉过或清醒多少次，醉了家近，爬也爬得回去，当然不至于爬的地步。烧烤摊的收费往往比吃饭贵，近乎纯粹的浪费。酒后人人都变得豪爽，争着付帐；不给谁付帐，就说看不起哥们。轮着我坐东，有时包里空了，说话声音软下来，好在熟悉摊主，第二回结账。

烧烤摊上喝高的人，自己摇摇晃晃或被人搀扶，在一片漆黑的空空荡荡的农贸市场呕吐。“哇……哇……”的声音把周围的房子都震动，住户以为发生了地震。那副龌龊样受罪样，旁人看了肠胃也翻江倒海。“喝死算逑！”

有晚，我准备在黑暗中清理一下，看见有个刚才坐在我们隔壁的陌生伙子，被白天留下的油污放倒，“啊哟啊哟”直哼，起不来。“大哥，拉我一下。”“我说：“兄弟，你整哪样。”“狗日的，是哪个骚B卖肉惹的祸。”我把他拉起来后，他动情地说：“大哥，等下我敬你一杯。”

白天回家，在楼梯边好几回遇吸毒的年轻男子，把针筒里的阴沟臭水打进身子。皮包骨头，颤抖，哼叫。我不必担心吸毒者跳起来拿把刀逼我掏钱，倒是怜悯这个也是父母所生的年轻生命，被毒瘾撕咬着痛苦万分。是谁发明了毒品这玩意儿，这人太伟大了！

晚上，尽管楼梯时亮时黑，听听到处传来的声音，没碰到过吸毒和抢劫的，有安全感。

但我的孩子在学校上晚自习那几年，每晚到一定时间，我或家人都要在天桥上等候。对当下的社会治安，即便说千好万好，其实根本不能乐观。难道还有什么比自己的孩子重要？

那个上楼梯时爬在我背上，扭我耳朵撒娇的小女孩，如今是自食其力的大姑娘了。

三

我家好客，不时有亲朋好友相聚。这可能是我的父母遗传给我的良好基因。从我开始，到女主妇，到孩子，从来不会因为有人来了就皱眉头，而是怕没有人光顾家里冷火秋烟。我清楚，城市的许多家庭很少有旁人涉足，就连邻居也“老死不相往来。”人情之冷漠，叫我这种从小在纯朴的人情中长大的乡下人，不习惯，受不了。生活再困难的年代，我的勤劳、善良、热心肠的父母，进来一个叫花子都要把碗里的饭让出来。何况是生计较好的年头，不过是“多个人多双筷。”我和家人不做亏心事，坦诚待人，自然会结交不少的各路朋友。我爱自己去买菜，想买什么楼下多的是；爱做饭菜，尽管做的不入流。亲戚朋友来，不是不可以在外边吃，可是跟在家里吃的感觉和气氛完全不一样。家，家的味道是温暖，像冰天雪地时烤火。

无法计算有多少人在我家吃过饭喝过酒。反正各种身份的人，跟我有缘来往的，都在我的饭桌边坐过，有的凳子甚至做烂。喝过的酒吃过的饭菜无数，说过的话聊过的情无限。

世事无常。谁都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我的常来家里的亲朋好友，有的年轻轻结束了生命，比如我同村的小兄弟罗批欧，我们不是一娘生情感却胜似一娘生。他以劳务工的身份，在百里锡山的矿洞里像穿山甲钻了将近二十年。把老婆和娃娃丢在家乡，为了盖起新房，一分分挣血汗钱。等到新房就要完工，幸福生活在眼前招手，他却于2010年4月在洞里丧命。罗批欧每次下个旧，都要到我家坐坐，吃上一顿饭，有聊不完的开心话题。他是吹笛子的高手，无数男女被他的笛声吹得如民间所言：膝盖都淌眼泪。他出事前十天，还在我家饭桌边跟另外几个弟兄坐了五、六个小时。他重复过几遍：人要快快乐乐地活着！可生活回报他的竟是生命的灰飞烟灭。

有的亲朋好友多年不见，失去联系。回忆往昔，我对普希金在著名的长诗《欧根.奥尼金》里借用的波斯诗人萨迪的两句诗，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有的已经逝去/有的去到远方。”

一个很冷的冬天的夜晚，我的故乡出来打工的几个年轻人，在我家喝酒。因为激动，他们都喝多了。大门是自动锁的铁门，他们下去时，已是十点多钟，我忘了告诉门怎么开。差不多一个小时后，他们中有人上来，说是开不脱门。他们个个都冷得像发羊癫疯。我说开不脱门怎么不吭一声。回答是不好意思，怕我笑话。这是一些有干活使不完的力气，老实得饿昏也不会向别人伸手的乡亲。他们不是有门就进，开门叫进也要看看是哪家。他们能来我家，完全是跟我浓得化不开的乡情。

我写了多年，不会有几个人真心读我的文字。读我文字的人，都是接受学校教育程度很低的，来家里喝酒吃饭的打工者和在村里躬腰耕作的乡亲。想想，我的读者应该是他们才对。我的文字不是游戏，不是娱乐，不是裤裆里抓痒，不是猫叫春；我的文字，是割开血管流出的血，是对民族、生活、大自然、乡亲、大地的感恩。仅仅是出于给几个乡亲读的目的，我确信自己，会豁出命写作。

乡亲们来敲我家的门，就像开他们自家的门自然。我提醒孩子，一定要有礼貌，千万不能伤了他们的心。在我家里，要是时间宽裕了，乡亲们，男男女女的，有的蓬头垢面，有的穿沾泥巴、灰尘的衣服，几个小时，就那么放放松松的坐着，站着，吃的吃，喝的喝，只讲心爱的哈尼话，琐琐碎碎，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想说哪样说哪样，不必担心说错，不必身上有虱子似的忸忸怩怩。偶尔把插进几句他们对我的作品如何如何看，还背上几个句子，连我都记不得是在哪篇里写的；我呢，告诉他们，有你们爱看就行了。临走，看有人的表情，好像是没有车脚钱，不，是想拿本我写的书。

送到大门，他们说，“不要出来了，”叫我留步；我呢，期望他们“下回来玩。”

眨一眼的功夫，他们卷进熙熙攘攘的车流人潮，去讨命中注定的那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