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作家起云金2025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新著《金马碧鸡》，以“金马碧鸡”的神话传说与史书中的相关记载为依据，以汉宣帝时期谏大夫王褒接受皇帝命令、作为钦差到越巂郡蜻蛉县寻访金马碧鸡（将其作为瑞兽请回长安），虽历尽艰难最终客死他乡而未能遂愿的事迹，敷衍铺陈而来。这需要作家展开丰富而有力的想象，实属不易。具体来看，该长篇历史小说有如下特点：

该小说以《汉书·郊祀志》《汉书·王褒传》为基础，结合《汉书·地理志》《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的简略记载，并参照《续汉书·郡国志》《华阳国志·南中志》《太平寰宇记》《水经注》及《云南通志·大姚县志》等若干史料，又通过多次到西安、成都、宜宾等地实地走访采风，终于完成了这部小说。从作者自述中可知，从创作、修改到最终出版，该书历时近二十年，可谓艰难竭瘁、玉汝于成。由此可见该书写作之不易。这种不易至少有两点：第一，时间跨度极大，今人要探寻2000年以前的往事，确乎困难备至。因而在写作素材收集、框架内容充实、作品敷衍成章及具体细节展开上颇费周章。第二，“金马碧鸡”的神话传说，历经各种版本的记录与改写，漫衍无边，但除了简约至极的历史记载外，实在难以找到较完整且可信的材料以供参考。作家的想象显然也不能脱离附着地漫无边际，这就提出了创作上的新课题：要么像玄幻小说一样脑洞大开，往网络通俗文学的路数上生发；要么像传统历史小说（而非新历史小说）一样进行严谨创作。

基于对历史负责、对家乡文化负责和对未来负责的态度，作家显然选择了后者。但这同样需要花费大力气。作家在以主人公王褒“个人成长—待诏任职—寻找金马碧鸡”为主线的书写过程中，尽量确保故事的完整性和可读性：一方面，着力刻画王褒的个人成长与成才经历，努力使之与其后来的系列特质——文采斐然、不惧权势而直谏上书、勇于克服南行路上的艰难险阻等相契合。王褒是一个具有大无畏精神的主人公，也是整个钦差队伍的主心骨，虽然最终与“金马碧鸡”的现实图景失之交臂，却成就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另一方面，尽力为王褒的成长与发展设置障碍，包括幼年失怙、青年多艰、成年后在朝中与丞相黄霸的斗争，以及寻访途中与同样觊觎金马碧鸡的关峰一伙的较量，还有瘴气、疾病等自然险阻，使得故事一波三折、枝节丛生，具备了良好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可谓以实写虚的成功之处。

历史小说需要极强的代入感，即要让当今读者产生有意味的联想，正如经典小说那样，让读者在历史的迷雾中穿行而不迷失方向。关键之一在于作家拥有极强的历史方向感和明确的历史意识，能够把握历史小说创作之舵，这就要求作家尽量准确地还原特定历史场景。在小说中，作家首先有意识地强化了几处场景设计，包括金马碧鸡出现的禺同山及蜻蛉县府衙、主人公南行必经的五尺道和灵关道沿途景象、未央宫等，以凸显历史风貌。譬如开头部分对蜻蛉县衙的描述：“县衙在县城北边，坐北朝南，是三进三院的建筑。大门为一大二小三开门形制，平时只开两道小门，大门紧闭，遇重大活动时才三门同开。进入大门，是一院一主楼两厢房的格局，主楼大厅为审案厅，右下角有一小院是关押犯人的监狱，十多名役差在把守；右厢房存放着剑、弩等武器，左厢房为议事厅，存放着竹简、线装书，用于接纳普通来客。”这段描述既展现出西汉时期县级行政机构的建筑格局，也体现了作家对这一历史场景的理解（注：王褒为汉宣帝时期人物，属西汉，原文“东汉”为史实偏差，予以修正）。

其次是历史人物的塑造。在历史小说，尤其是年代久远且书写严谨的历史小说中，作家要在人物刻画上有所突破确实颇不容易——不仅受限于相关知识系统性匮乏带来的想象力枯竭，也受限于时空变迁带来的认知落差，更遑论还有诸多习俗、常识、细节与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这些困难的存在，或许也是近些年来国内文坛的长篇历史小说多局限于近几百年（尤其是晚清以来）的原因之一。

在《金马碧鸡》中，作家出于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决意完成这部作品，无疑承担了不小的风险。和其他长篇小说创作一样，历史小说的人物刻画成败通常也决定了作品的成败。因此，人物性格特征的刻画，除了要与人物行事风格保持一致，还需借助一系列有代表性的事件自然展现，而非由作家强行赋予。由此可见，除主人公王褒外，县令胡平及其子胡仁、县尉白晓及其子白江、太守骆武、水金及其女水芝等人物，或爱憎分明，或机灵可爱，或疾恶如仇，或质朴厚道，其人物行动与角色定位保持一致，人物语言与其身份相符，总体上能够较好地支撑起故事主体。这得益于作家对故事现场感的精准把握，在以职务、人名、职业等方式不断提点的过程中，实现了对历史过程的还原，可谓以繁驭简。

众所周知，历史小说要引人入胜，紧张有趣、丰富多彩的情节必不可少，唯有如此，才能提升作品的受众接受度与感染力，而叙事视角的选择至关重要。《金马碧鸡》以王褒为主人公的第三人称外聚焦叙事为主，同时在首尾部分作出调整：前十节（金马碧鸡出现之前）以蜻蛉县大旱及官府赈灾救济为主线，以蜻蛉县县令胡平、少女水芝等人的视角为主体，既清晰交代了蜻蛉县的历史经纬（如司马相如、司马迁等人曾到此地及其影响），也从本地人（水龙族）的视角展现了当地的地理风貌与山川形势。王褒在邛海去世后，小说又以太守骆武、县令胡平等人的视角收束全文，形成交叉叙述，进一步完善了小说的完整性。

此外，该小说还涉及丰富的西汉历史知识、滇西地形地貌、官道沿线交通状况及物产等内容，带有一定的博物志色彩。

综上可见，长篇历史小说《金马碧鸡》至少在以实写虚、以繁驭简和交叉叙述方面作出了可贵探索。但这种探索仍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

一方面，小说受制于甚至拘泥于历史线索。历史线索固然是作家追踪、取材与利用的核心对象，但过度拘泥会极大限制作品的想象力，使其无法自由驰骋。譬如：“病魔无情，夺走了王褒的命，把金马碧鸡也一起带走了。王褒人品甚高，他胸怀天下，志存高远，命如金马碧鸡，性如邛竹月霁。泸水东流，残竹斑驳，壮丽的江水，壮丽的人生。王褒的生命，是山一程水一程，一段苦行的旅程。千里奔来到泸水，也如金马碧鸡神灵再现，《金马碧鸡赋》写出了大汉的繁华，写尽了王褒的一生才华。”这段文字是王褒去世后作家的抒情段落，作家对其极尽夸赞，使王褒近乎完人。这种处理方式显然难以打动读者，原因在于作家过于偏爱这一角色，未能写出他生命中内在的困顿、挣扎与焦虑——简言之，人物心理描写与内在世界的呈现不足，这无疑削弱了人物的立体性及其可能产生的感染力。这也是全书人物刻画的普遍短板：缺少足以涵养人心、贴合人情的角色。同时需要注意，历史线索并非唯一依托，神话传说中蕴含的诸多元素，也可作为小说发挥想象力、充分展开虚构的重要支撑。此外，作品结构也明显受制于历史线索，显得不够灵活。

另一方面，语言表达存在瑕疵。小说开篇的语言基调决定了全文的对话与行文风格。由于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切入，而非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我”）或第二人称视角（类似游戏玩家受控人物或对手视角），小说的展开与收束难以挣脱这一特定视角的束缚。同时，由于担心读者理解困难，语言表达中频繁出现提示性表述，导致行文赘余、展开受限；而强行嵌入式的对话，也影响甚至中断了读者的阅读快感，令人心生疲惫。

凡此种种，都是长篇历史小说《金马碧鸡》存在的问题，或许也是作家在探索与冒险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瑕不掩瑜，《金马碧鸡》作为一部真诚而有责任感的呕心沥血之作，值得我们给予应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