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民间的、乡野的、二杆子的文艺评论爱好者。

　　所谓“民间的”是指“非体制”，是存活于学院、作协、传媒等批评派别外的自由职业者；所谓“乡野的”是指生活在边疆山野，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现代都市；所谓“二杆子”是乡野土话，半路出来凑热闹的意思；所谓“爱好者”是指从文（评论）30余年，虽然偶有文章在报刊发表，也不过区区百十篇，几十万字而已。到现在年过半百，仍然不入门，提不高，属于爱好者级别。

　　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有小说、诗歌、散文、文艺评论在《人民日报》《边疆文学》《滇池》《红河日报》等报刊发表。出版有散文集《背着朝阳上山坡》《无字诗篇》，中短篇小说集《原生带》等7部。

　　1984年我开始在我们州的报纸（当时叫《红河报》）上发表豆腐干大小的散文。后来又写小说。1989年在当时云南省作协主办的《大西南文学》上发表中短篇小说。1994年的一个深夜，我在家乡金河畔的一个田棚里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灯光读回族作家马明康的长篇小说《山吟》。田棚外月黑风高，虫鸣偶然。一夜通都完，心情躁动。大清早拿起笔来，写了一篇《不废江河万古流》的读后感，斗胆投给了不要邮资（只消把信封的右上角剪一个斜口投入邮箱即可）的《红河报》，第三天就见报了。编辑还给我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鼓励信，说我的文学评论文章写得好，短小精干，说得到要害处、点子上，希望多给他们投稿云云。我当时也很激动，认为这就是文学评论？一早上一篇，这评论也太好写了嘛。随后又连续写了十几篇，只偶尔有一两篇见报。上稿率还不到百分之十。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这时候我再次翻出自学考试教材（我是云南省首批自学考试中文专业毕业的，毕业证书由云南师范大学发给，可迄今还不知道云师大的大门在哪？），重新研读了文学评论这部分，头脑越加昏聩，评论文章的写作时断时续。

　　进入新世纪以来，心里总是对评论这种文体“不服气”的我，购买并大量阅读了中外文学评论专著、文集，评论的视界开始被打开。2013年初，受《红河日报》的抬爱，首次开设“文学评论”个人专栏并专注红河文学的创作研究，开设一年来，发表评论31篇近15万字。2013年10月，参加了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在昭通举办的“第二届云南省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学习，在为期一周紧张而又活泼的时间中，有幸聆听了张维明、宋家宏、蔡毅、冉隆中等领导、专家教授的教诲，收益颇丰。昭通学习结束后，评论文章的创作热情持续高涨，评论的广度和深度自认为有了明显的变化，胆子也大了起来——居然敢把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大解诗集《个人史》拿来批判了一回，写了一篇《异乡歧途——大解诗歌“在异乡”诗之批判》的评论并见了报。

　　我是地道的红河土著，生于红河州金平县。多年来在文学创作上咬住了故乡的青山，在文学评论上盯紧了红河文学的创作发展势态，个人出资初步建立了“红河州作家资料库”，对红河文学创作进行跟踪研究，目前有一些微小的成果。

　　著名评论家谢有顺在谈到批评家的专业精神时，在《文学批评如何立心》一文中有一个论点我非常赞同，他说：“所谓批评的专业精神，在我看来，就是要有独立的见解、智慧的表达和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一旦这几方面贫乏了，批评就会沦为无效的表达。二是在批评写作中要取谦卑和对话的态度。批评家在发力批判的时候，也得多肯定、张扬那些真正优秀的作品。批判、摧毁不是批评的终极目的，批评的终极目的是要让更多优秀的作家在你身边站立起来。我们在提倡批评家的批判勇气的同时，不可忘记，谦卑和对话、敬畏和宽恕也是批评家应该具备的另一种重要品质。”

　　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坛有“文学地图”的话，我的“文学地图”是将中国作家划分为中央作家（国家层面的）、地方作家和底层作家。我的文学评论对地方作家和底层作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其目的也就是想为远离中心和身处人民生活底层的写作者们“站起来、强起来”做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支持和鼓励。

　　粘手文艺评论这些年了，虽无建树，但心已“吃下秤砣”。对于高境界的文艺评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