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秋天，与村里的4个小伙伴到公社（现在改叫“乡”或“镇”了）中心完小上寄宿制民族高小班时，你还不满11岁。那天送你们去上学的，是你的哥哥。哥哥也是你们的班主任——一个民办代课教师，月工资大概只有20几元。在即将秋收的田野上，你们穿着阿妈特意缝制的麻布新衣，用彝族阿乌话表露着离开小村去大寨子上学的喜悦，两只驮着玉米面、柴火的壮实公马，不顾负荷的沉重，在乡间小路上奋力地迈开四蹄，偷偷地分享你们的喜悦。

　　通往公社的山路花费了你们近两个小时，哥哥将马赶到学校的食堂门口，将马驮子卸了。柴火过秤后有300多公斤，按每人每月交30公斤计，之后两个多月你们5个孩子家里都不用再交柴火了。玉米面有50多公斤，按每人每月10公斤计，也够你们吃上1个月了。

　　那一年，公社中心完小寄宿制民族高小班共在全公社范围内招收了100名学生，有彝族、苗族、壮族和汉族4个民族的学生。你们彝族学生占了近一半。除上课跟着老师讲汉语外，私下里你们大多数时间讲彝族话，有时也讲苗族、壮族的话。公社的80多个村子大都是各民族杂居在一起，汉族同学也能听懂彝族、苗族、壮族同学的话，有几个也能用民族语言流利地进行交流。你和同学们都能愉快地相处，可惜的是，因各种原因，两年的学习生涯还未结束，就有三分之一的同学辍学回家务农去了。而你和十几个同学，后来参加了全县的统一考试，被录到县城的一所中学上初中了。

　　县城的这所中学专门为你们开设了一个班，名字就叫民族班，50名同学分别来自县内7个山区公社，大部分还是彝族，待遇比在公社上高小班时更好，每月有10元生活补助、15斤饭票，行李一人一套，家里也不用再交柴火了，买点米交给学校食堂，餐餐可吃上大米饭。在这样的学校里，是可以好好地成长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城里有人对你们的歧视和欺负，那是很沉重的。你们黑瘦的模样、矮小的个子、穿着的破旧、言语的独特……都是一些城里人嘲笑和讽刺甚至打击的缘由。一天，你们在街上走着，一个城里人明明撞了你的同伴，反而说是你的同伴撞了他，并大声骂着说“山倮倮”打人。一时间，四五个城里人围了过来，要与你们评理。当时你们那不流利的汉语，纵然有理也是说服不了他们的，你们只有握着拳头红着脸呆呆站着，任由人家谩骂。一个浑小子还冲了过来，狠狠打了你的同学一拳并大声骂道，“小山倮倮，你不服吗？走，单挑去。”你的同学暗暗流下了眼泪。某些城里人对山里人的歧视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同胞的歧视，那是刻骨铭心的。从那时起你暗暗发誓，自己要做一个城里的汉人。

　　那个年代，交通还十分落后，从县城回家去，基本上都要靠步行。你清楚地记得，从县城出发花5毛钱坐客车到了一个叫新哨的地方然后爬着山路到你家，要整整7个小时。有的同学的家比你家还远。所以尽管有政府的补助，有好的学习生活条件，但由于生活的艰辛特别是城里某些人的欺负，你的同学中还是有很多没完成学业就回家务农了。

　　你挺下来了，只是在不知情的城里人面前不再承认自己是彝族，当有人问起你在学校的哪一个班时，你会说某个班而不说自己所在的民族班。有人问你家在哪时，你不会说自己是大山里的彝家人而是坝区某地的人，你还刻意掩饰自己的民族腔，而去装腔作势讲坝区某地的汉话。初中毕业那年，政府有文件规定来自高寒山区的学生是民族的升学考时可以再照顾20分，还有到州民族师范或县一中民族班上学的机会，学校要你到老家的派出所开具“少数民族”证明。你十分想到州民族师范或县一中上学，但想到作为少数民族被城里某些人欺负的那些事，便没有回去开证明了。从此，在民族一栏里，你填的都是汉族。

　　大学毕业后，你到了一个彝族聚居的县参加了工作，那个县的彝族烟盒舞、海菜腔享誉全中国，还有一个叫李怀秀的彝家妹子，用母语演唱的歌曲获得了全国金奖，一部讲彝家人故事的电影《花腰新娘》，在全国上映后反响很大。还有你生活的自治州，也是一个有11个世居民族的地方，民族的历史、民族的歌、民族的舞、民族的饮食……曾令外界多少人向往和折服。回头看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是有一些城里人，曾看不起乡下人特别是乡下的彝家人，他们总认为他们愚昧、落后、野蛮。但毕竟那是一种错误的过失眼光，也仅仅代表了一小部分人一小段时光。改革开放40年来，对民族的歧视早已荡然无存，各民族都是兄弟都是一家人。虽然你再不能将自己的民族改为“彝族”了，但新时代的你时时为身上流着的彝家血液而骄傲，你经常会带着其他民族的朋友光临诸如花腰烧烤、彝家饭庄、倮倮饭店等地，有彝族同胞在一起时，你会自然地操着彝族话和他们一道说说家常、探讨彝族文化，当有外地客人来或到外地去，你会很自豪地介绍自己是云南省红河州的彝族，给人家讲上几句彝族话、唱上几首彝族歌，表示自己对本民族深深的尊重和怀念、对世事变迁的欣喜和快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