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庚

　　生命的延续……

　　那一天，我因父亲的缘故，总是“偶遇”不断，虽然已不可能与父亲同时代的“病人”相遇了，但我总是与父亲当年所“创造”的医学故事或医学“奇迹”相逢。

　　我从小生活在异龙湖畔，捕鱼吃鱼已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记忆之一。当天，时间已过晌午，流火丝毫不减七月暑气。那时的我好像嗅着鱼香味来到了一个鱼庄。这是异龙湖畔最有名的一个经营美味鱼肴的场所——白果咀鱼庄。主人把鱼庄当作一项最自豪的“事业”来推进，所以这里的优美环境和主人的厨艺在当地都是有口皆碑的，俨然已成为异龙湖畔的一个美食空间。

　　这个鱼庄果然名不虚传，几盘以鱼为主的菜胥一一上桌，我们便开始享受美味带来的口福。但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份“暴露”了。

　　鱼庄的主人热情好客，话语幽默，喜欢盘根问底。不一会儿，他就知道了我是孔医生的儿子，立刻要求加上我的微信，并自报家门，名叫李自泉，今年58岁。

　　李自泉说，7岁那年（1971年），母亲李氏妹因“打摆子”之后得了怪病，四处求医无效，都说最多能活两三个月了。当时他们全家悲痛万分，已经为母亲准备了棺材。就在那时，经人介绍，找到了孔医生。

　　为了给母亲治病，李自泉曾经跟随我父亲到山上采药，回来后不辞辛苦地捣药、熬药。经过我父亲的精心治疗，他母亲的身体神奇地康复了，并且一直安然无恙，快快乐乐地生活了50多年，直到91岁时才寿终正寝。

　　这个故事的细节还有很多，比如说，李自泉的母亲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千万不要忘记了孔医生的救命之恩啊！”

　　听完这个故事，我已完全忘记了餐桌上的美味。李自泉代表九泉之下的母亲敬酒。我很少喝酒，但在那时竟然举起酒杯，轻轻碰了一下。随着酒杯若有若无的响声，空气中也吹过一丝凉风，一个词却在那个时候冲击着我的大脑。这个词就是“瘴气”。

　　当初，李自泉的母亲“打摆子”，其实是染上了疟疾，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瘴气”。那是旧社会普遍流行的一种地方性传染病，主要是血液传染，从带有疟原虫患者的血液中传播，不过输血传染或母婴传染者较少。当时的农作物是施用农家肥，厕所、粪草塘、臭水沟较多，容易滋生蚊虫。加之山村卫生条件特差，“吃家饭拉野屎”，粪便不入厕，村内村外臭气冲天。于是，蚊虫充当了主要媒介，通过叮咬，疟原虫携带者相互传染。有的疟疾断不了根，夏季湿气又重，容易复发，持续不断。若是染上这种病，忽冷忽热，隔一天发作一次，热起来犹如被放在油锅里煎熬，穿不住一丝半缕；冷起来犹如雪上加霜，九床被子盖在身上还冷得发抖，口苦舌干，肌骨酸痛，头痛得像挨棍棒敲打，生不如死。这种恶性疟疾，属于脑型疟疾，死亡率极高，很多人染上之后，只有死路一条。

　　当时的医生说，李氏妹最多只能活两三个月了，这是从恶性疟疾症状得出的结果，不能说没有道理。

　　事实上，白果咀地处异龙湖畔，山清水秀，书香门第众多，生活方式也较为文明，按理说李氏妹不该染上疟疾。但问题出在她太勤快了，每年要到遥远的红河江边背小猪来石屏卖，利润很丰厚，跑一趟基本上够吃两年。不幸的是她背小猪的路途中染上了恶性疟疾，前后折磨了她3年之久，即便看百医，吃百药，也无济于事。终于有一天，家里人听说坝心医院有一位孔医生，在解放初期曾参加过人民政府组织的消灭“瘴气”的工作，非常有效，就前来恳请孔医生施救。

　　父亲当然不是什么“神医”。他尝试过的医治疟疾的方法，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素论》。他知道在《内经》第35篇《疟论》中，有寒疟、温疟、瘅疟之分。书中曾有这样的记载：“疟疾发寒时，热汤火烤不能暖身；发热时冰水不能降温。不过，此时良医不可止寒热，必待寒热自衰才可针刺。”也就是说，用针灸治疗疟疾，在历史上是有效的。后来，中医药方里又出现了常山、草果、槟榔等抗疟疾的记载。再后来，西方人发现野兽患疟疾啃嚼金鸡纳霜树皮之后就常常无事，于是就用那种树皮来治疗人的疟疾。1820年，法国医学家把金鸡纳霜提炼成抗疟疾的特效药——奎林。从此，在国内外普遍应用这种西药来治疗疟疾，收到了惊人的成效。

　　不过，在滇南地区用奎林类药物治疗恶性疟疾，往往效果不太理想。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赫赫有名的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先生，不幸染上了恶性疟疾，服用了奎林，但依然无效。事实上，不仅袁嘉谷服用奎林无效，在他之前，也有一个在个旧锡务公司工作的新加坡冶金工程师，名叫亚迟迪耿，在染上了恶性疟疾之后，也曾服用奎林无效。

　　当时，个旧锡务公司总经理缪云台先生就曾让我父亲去为那位外国专家诊治。我父亲用的是民间土办法，却很有效果，亚迟迪耿很快就康复了。而当袁嘉谷染上恶性疟疾之后，缪云台又想到了我父亲的治疗方法。于是，我父亲受命前去为袁嘉谷治病。

　　我父亲在为袁嘉谷诊断后说：“状元公！莫恐惧！因您久别故土，已经不服水土，故染上了地方性传染病矣。请允许鄙人先用土办法一试。”

　　接着，我父亲在袁嘉谷的手腕、脚板心处，各包了一点草药，又让他服了几服以青蒿汁为主的汤药。没想到，几天之后，袁嘉谷的病也痊愈了。袁嘉谷当时曾风趣地说：“在老家染的病，还是老家的医生有办法，真是药到病除，不是神医胜似神医。”

　　我父亲分析奎林在滇南地区常常失效的原因，也许是患者只要头疼发烧就服用奎林类药物，所以恶性疟疾原虫对奎林产生了抗药性，特效药也失效了。怎么办呢？我父亲从民间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治疗方法，即在病人忽冷忽热、头疼发烧时，就到山里采来板蓝根叶子捣碎，分别敷在病人的左手脉口与右脚掌心，然后把青蒿揉成汤水，让病人喝下就万事大吉了。

　　我推想，父亲为李氏妹治疗恶性疟疾的土办法，就是以这种民间单方为主，并辅之中药调理。也许李自泉至今仍不明白，我父亲当年让他母亲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其实就是他与我父亲到山上采来的野生板蓝根和一枝枝青蒿。

　　现在想来，父亲用这种土方法让那位普通农妇的生命从几个月延续到了50多年，多像一个神话传说，但这种“神话”却是流传在这一带山水之间的真实故事。我记得，父亲和母亲在世时，常常讲到这类故事。父亲绝不是在炫耀他自己的医技，而是在讲述或总结他从实践中得来的点滴经验。他不仅向自己的家人讲述，也向病人讲述，甚至尽可能地把它们记录在笔记本上，以期推广和传承下去。

　　不是吗？半个世纪的时光已悄然而去。但因为这一次医患者后代的“偶遇”，我们又开启了新的友谊史，开启了新一代“肯构肯堂”的精神传承史。

　　（未完待续  转载自《山西文学》2023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