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

　　曾经，我很喜欢过年。孩提时，每到过年，母亲就会给我们每人做一套新衣服，还要配上新鞋子、新袜子。总之，浑身上下全都是新的。稍有不足就是衣服都很大，母亲说我们正长着个，衣服要做大一点才能多穿些日子。裤筒一般都是卷了两道边，裤腰打个折用帆布皮带扎紧，这种板型要穿上半年时间才基本合身，可那时却已经快磨破了。因为，那年代的衣料都是棉布的，极少有化纤，棉质的布料是不耐磨的。况且，过去的人衣服还没吃饭的碗多，一不小心弄脏了就得赶快洗了烘干。否则，再脏就没有换洗的了，搓洗次数多，衣服就越破得快。为了尽快让新衣服穿着合身，我成长的意念在空如蚕茧的衣冠中拼命挣扎。

　　那些年，国家还没实行计划生育，每个家庭孩子都不少。有的人家多到七八个小孩，甚至更多，听说晚上睡觉还点名。故此，做过年衣服当然就要排队了，长则一两个月，短则也需要十几二十天。这时候，我会先把衣料送去排队，然后再到阅览室去翻画报，找《大众电影》，把自己喜欢的明星穿的衣服款式悄悄用剪刀剪下来，送去给裁缝师傅当做照样。

　　做好的新衣服母亲规定要到大年初一才能穿，我那时候一点传统习俗概念也没有，不会问年的来历，只会问离初一还有几天，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大年初一的到来，新衣服不知试穿过多少次。还有新鞋袜，我印象最深的是穿过一双棕色塑料底、鞋帮与鞋底之间压着一条白边的黑色灯芯绒布鞋，穿上它，很北京人的样子。到后来档次逐渐提高到皮鞋、坡跟鞋……

　　之前，母亲会在厨房里圈养两只大阉鸡。每天晚上，把鸡从笼子里抓出来，夹在两膝之间，然后使劲掰开鸡的嘴巴往里面塞玉米。阉鸡的脖子被撑得鼓鼓的，它愤怒地脚一蹬地，头顶大鸡冠子一甩，“咯咯”乱叫。母亲被吓一跳，说这阉鸡假了。那时不知道公鸡与阉鸡有什么区别，到后来才知道，阉割后的公鸡长得快且肥，油多。

　　年三十，我认为是过年最有意义的一天，重要的是有压岁钱。

　　这一天，多数人家会在家里的地上铺一层厚厚的松叶，脚踩上去软软的，整个屋子弥漫着松叶的清香。那些松叶像一根根巨大的缝衣针，把一家老小对年的期盼紧紧地缝合在一起。母亲在松叶上放了个大簸箕当餐桌，然后把做好的酥肉、豆腐、煎鱼、芹菜、蒜苗炒肉端上来。不一会儿，簸箕里摆满了许多洋瓷碗。大大小小的洋瓷碗，海浪似的花纹，碗上碰掉的瓷面露出圆圆的黑，酷似一只只眼睛，一家人就这样打着盘腿围着簸箕坐成朵太阳花似的吃年夜饭。这时，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门外响起，那些随烟雾腾起又飘落下来的绽开的红纸屑，便铺成一地宛如岁月的碎片。

　　饭后，孩子们跪在松叶上给长辈拜年，发压岁钱的时刻终于到了。那时候没有红包，压岁钱是裸着给的，很透明，也很公平。大的小的都是五角钱，到后来一块、两块……真是心花怒放啊，收到的压岁钱，我们用毛线勾的小钱包装起来，睡觉时放枕头下面。这种时候一般都是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就拿出钱躲在被窝里数。母亲说，赶快睡吧，大年初一不许睡懒觉，谁起得早，谁就一年到头不挨骂。话音一落灯就熄，压岁钱看不见数只好又放回到枕头下面。那一晚，感觉自己就像枕着一袋金子睡觉。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是我一年当中最开心、最漂亮的一天。走在大街上，我发现所有从身边走过的女孩子都要回头看我。像一只花蝴蝶，我不停地招摇在节日的气氛中。五分钱的酱粑粑，三分钱的酸萝卜，一两粮票九分钱、玉米做的双环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饼了，我买回家去要藏着吃，否则就得给弟弟分着吃。因为，那时父母给弟弟买的饼干都是藏着的，比我吃的高级，那是一两粮票一角三分钱两个的冰花饼，麦面的，上面钻石般撒着白糖。不过，我知道藏哪里，我常偷偷去拿了吃。

　　如今，简约的生活让我不再去重视这些传统细节，而是尽可能地把内心置于传统之上，优雅、舒适、愉悦。把那些被岁月折皱了的新衣服珍藏在记忆中。每次过年，都有暖暖的回忆。回忆那些穿新衣服过年时的快乐时光，回忆快乐时光背后母亲那节俭操劳的身影，回忆那些年，那些浓浓亲情、浓浓年味的日子。

　　那时，虽然我预知不了未来将是怎样，但是我很确定当时穿上新衣服、揣着压岁钱过年的我绝对是幸福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