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人读《红河日报》，《红河日报》服务红河人。我是《红河日报》的忠实读者，《红河日报》犹如我的人生伴侣。

　　要说与《红河日报》结缘的具体时间，我没有一个确切的记忆，但至少有30余年了。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我有幸从偏远的山村小学调入条件较好的中学，教师办公室兼会议室的报架上有几份报纸，供教师休息阅览。作为红河人，我最爱读的还是《红河日报》，可惜办公室的《红河日报》只有一份，校长严令不准带回家里。于我而言，白天可以，晚上我可管不了什么规定，大不了第二天早上上课前还回了事。然而，百密一疏，曾经有那么三两次，竟然忘了这“天大的事”，遭到校长的严厉批评，说我偷报纸，气得我七窍生烟，与之争论。教导主任见我是个喜书爱报之人，从中解围，免去了“偷”字。即便如此，年轻气盛的我气愤难消，干脆自费订阅《红河日报》。该报如吾之爱人，自此与她钟情30余年！

　　自费订阅《红河日报》以来，每张报纸我都要翻看，哪怕是与我无关的政事农事，标题总要读的，尤其喜欢学校教育和法制报道，文学园地版《白鹇》上的文章更是逃不过一篇一首。

　　睡在床上读书看报是我的习惯，拿到书报就倒在床上或沙发上，除非在办公室或别人家里。我把看《红河日报》的时间安排在睡觉前，睡醒时的空闲，无事躺在床上的任何时候。我的床头、床尾和床下经常是“书山报海”，令妻厌烦不已，我却要等到“堆”得差不多、乱得不像样的时候才动手整理，而且不许妻乱动，尤其是放于床头需要收藏或剪贴的那些。

　　一日，有同事造访，一不小心被他看到了我的“书山报海”，便慷慨地送了我一个“书痴报呆”的绰号，另外加赠“红河日报的死党”雅号。“死党”就“死党”吧，但颇有几分贬义的“痴呆”确实令我烦心过一段时间，后来转念一想，毕竟比“书呆子”好些，也就勉为其难了。真的不服气的时候就辩解道：“不是‘书痴’而是‘痴书’——痴迷于书。”　“书痴”也罢，“痴书”也罢，应该都是说明这个人对书报的钟爱程度已经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吧。于我，可谓名副其实。至于“死党”和“报呆”，我无须辩驳，只想悄悄告诉你的是，等到你知道“死党”抑或“报呆”从《红河日报》获取精神食粮的时候，为时晚矣！

　　《红河日报》服务功能齐全，内容丰富，涵盖工、农、商、学、兵，历史名城名人……堪称地方性百科全“书”，读之，视野开阔，精神振奋，虽非雨露甘霖，却是睿智良方。

　　读《红河日报》，我有做读书笔记和剪报贴的习惯，与人谈论和争论某些问题的时候，我的读书笔记和剪报贴往往成为某个问题最有力的佐证。这个时候，我自然生出许多胜利的喜悦和自豪感。这些，皆归功于《红河日报》。遗憾的是，近些年来几次搬家，我的报贴本遗失了些，已所剩无几！

　　如今，手机、网络文学作品占据了我的大量时间，但因与《红河日报》情深意切的缘故，便时常产生“不看《红河日报》，州情州事少知道”的担忧，因此总不忘忙里偷闲，翻阅《红河日报》，尽我所能，阅读我的所喜至爱。

　　读书看报，学写、能写、会写一点东西，博得文友们的喝彩，哪怕只是一点点，也痴乐得想翘尾巴。看我，在小刊小报发表了那么几篇论文、散文、小说什么的，颇有点读报助我变“作家”的获得感，而被请去著书、编志并小有成就的时候，更觉钟情《红河日报》所带来的无限荣耀。

　　人生尚长，愿与我钟情的《红河日报》相伴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