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远在滇南的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奉命“参战”，作为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一名护士，我毫不犹豫递交了驰援武汉的请战书。

　　为了参加“战役”，便于穿防护服，我毅然将基诺族女人引以为傲的齐腰长发剪成短发。我一直没有跟家里人讲这事，直到临出发前才告诉家人，7岁的儿子由外婆领着。我是56个民族中的——基诺族，作为一个特少民族的医护工作者，能有幸驰援武汉，是我的幸运，我将为疫区贡献一个基诺族护士的微薄之力。

　　2020年2月4日凌晨，我们接到医疗队通知紧急出发，于当天晚上9点多到达武汉和瑞华美达酒店，翌日开始接受各类培训。2月10日正式进入武汉江汉方舱医院做护理工作。

　　我从北回归线的云南省蒙自市来到千里之外的江城武汉，天是冷的，但心是热的。我们进入方舱医院，因室内外温差大，加之防护服闷热，身体常感不适，上班期间一次次发呕，但我不能吐，因为一吐整套防护服就被污染了，这种感觉难以言表。头也很痛，这种痛不亚于颅内压增高引起的那种痛，随着压力持续增加，疼痛也随之加剧，那种刺激让你觉得每一分钟都非常难熬，面对大量的病人及工作，强忍住所有的不适，默默提醒着自己，坚持，坚持。但是越到后面越难受，在大家的劝说下，找个地方靠一会儿，稍微缓解后，又接着去工作。每次从方舱医院下班，都像获得了重生。

　　病人确实是多，我们的病区有近300号病人，事多繁杂，但我们都分工明确，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为了分散注意力，缓解疼痛给我带来的不适，也可以为病人做点事，我就想到教病人如何正确佩戴口罩。因为在给病人测生命体征的时候，我发现好多人的口罩都戴得不正确，有的病人甚至连正、反面都分不清。于是，我走进病房跟他们宣传正确佩戴口罩的重要性，然后一间一间病房2个到3个病人一起，教他们如何分辨口罩的正反面，教他们如何正确佩戴口罩。

　　在前线不分职称，也不分年龄，同事们都是战友。不过对我来说，患者也是战友，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新型冠状病毒。

　　在武汉工作一个多月，除了来自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的10名同事外，我很少记得云南其他医疗队和贵州医疗队众多战友的名字和面孔，但我清楚记得自己护理过的18位新冠肺炎患者，记得他们每个人的准确年龄，记得他们说过的许多话。

　　2月23日，我们收到家乡人民寄给驰援武汉医疗队员的云南鲜花饼，但大家都没舍得吃，商议把这些鲜花饼送给所在病区的患者。队员们还动手做了一些小卡片，上面写着祝福的话语，画着微笑的表情，把卡片贴在每个鲜花饼上。当我们给患者送去鲜花饼时，他们非常惊喜，幸福的笑容驱散了病毒的笼罩。

　　经过紧张、精心的治疗，江汉方舱医院患者出院时主动提出，要跟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唱一首《感恩的心》。

　　我原本就在医院重症医学科工作，每天都跟重症患者打交道，但这次在武汉见到的众多患者，却让我感到忧伤。看到这些病人的样子很可怜，好端端的却连个春节都没过好。我情感上的波动，也来自一种自责，新冠肺炎意味着未知，自己有时候无能为力。有时我也恐惧，这并非来自新的病毒，而是通过唯一能接收到外界信息的手机，面对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恐惧而感到恐惧。

　　可以说钟南山院士挺身而出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一道金光透过黑压压的乌云直射下来，是他给了我们面对严峻疫情的力量。

　　3月9日，江汉方舱医院正式休舱，我们原地休整待命，期待着新的开始。

　　我们基诺族是崇拜太阳的民族，只要敲起太阳鼓，跳起太阳鼓舞，大地上一切生命都会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