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冬，在刚刚结束土改的红河北岸广大地区，就建立了各种类型的互助组18000多个，入组农户达到总农户的60%。秋后常年互助组一般都增产20%。农业互助组的发展，从思想上、干部上及集体生产的管理经验上，为创办合作社准备了必要条件。1954年初，在互助组基础较好的地区，开始试办了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17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秋收以后，这批合作社一般又都比互助组增产1—3成。互助组、合作社的示范，大大吸引了广大农民办社的积极性，不到一年时间，合作社就逐步发展到470个，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的5%，三分之二的乡都有了示范性的合作社，初步形成了“以社带组”，“以组带单干（个体农户）”的合作网。运动中涌现出了90000个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基层干部也积累了一些办社和经营管理的经验，这就为实现农业合作化打下了基础。
1955年秋，发表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办起了初级社6000多个，入社农户达总农户的90%。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化。在经营管理上，大多数初级社注意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初步克服了在分配中出现的一些平均主义，加强了计划管理。这一年，红河北岸地区的粮食产量比1954年增加了14.9%，兴修水利11000多件，超过1952年到1955年兴修水利的总和，扩大耕地面积14万亩，还开始推广使用了新式农具及农药，社员的平均收入达到了40—50元。
1957年，办起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109个，入社农户241000多户。由于高级社实行了土地和其它主要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完全取消了土地分红，实行按劳计酬，生产比初级社时有所发展。但是在一些地区，由于发展过快过猛，按劳计酬等方面的问题没有处理好，还继续出现一些平均主义，也曾影响到生产的发展。整个北岸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归结进来，就时间来说大约经过了5年左右，一般都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3个阶段，循序渐进地逐步地实现了生产资料的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从而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红河南岸和平协商土改区的农业合作化，由于这些地区的土改先后到1956年才胜利完成，因而农业合作化的时间也相对地进行得迟一些，但从时间上讲，则更快一些。土改后期，在一些基础较好的哈尼族、彝族，傣族地区，县委就领导了农民，根据自愿、互利、民主管理的3大原则，组织了各种类型的互助组约3500多个，入组农户占总农户的40%，并试办了34个初级社。土改结束后的第一年（即1957年）互助组发展到4100多个，入组农户占总农户的80%，试办社发展到82个。当年秋后社社都有了大幅度的增产，其中有60%的社增产30%以上。
在合作化运动中，根据民族较多而又分散的特点，即强调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共同原则，又要从实际出发照顾地区和民族特点。为适应各民族经营管理水平，社的规模一般比较小，多以10—50户为宜，尽量以一村一社。随着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各民族间的关系的改善，需要扩大社的再逐步扩大。办社中，是组织民族联合社还是单一民族社，则取决于是否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和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特别是要根据各民族的意愿而定，不能强迫。在民族联合社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干部担任领导职务，有关民族间的共同事务，各民族都本着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有利团结、有利生产、共同协商处理。各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尽量加以照顾，如瑶族和哈尼族的蓝靛地、苗族的麻坛地、傣族的芋头田、哈尼族和彝族的席草田等，一般都不入社，由自己经营。哈尼族的六月节、冬月年、彝族的火把节、苗族的采花山等民族节日，社里放假休息，欢度节日。劳动分工方面，对各民族的专长，在生产中尽量发挥，如苗族善于种地、哈尼族擅长种田等。同时提倡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不断提高了各民族的生产技术。至于阻碍发展生产和民族进步的陈规陋习，随着广大群众政治觉悟的日渐提高，和生产的发展由本民族自己逐步废除。
在发展集体生产的过程中，当然也遇到新的问题，特别是几个民族联合办社，生产水平不一致，以及历史的各种原因，因而生产计划和具体生产安排统一不起来，大家怕“吃亏”，对于这样的社，一是尽可能办成单一民族的社，二是加强教育，强调各民族的团结，共同发展生产。由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加上国家经济上的大力扶持，因而生产还是有了发展，1957年的粮食产量比1956年增产10%。绿春县的和平社，1957年粮食增产69%，全社21户哈尼族就有19户增加了收入。
这段时间，发展互助组、试办合作社是比较稳当的。但是到了1958年秋季，由于“左”的影响，曾错误地提出“迎接合作化高潮的到来”，有的县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化，并办起了部份高级社，其中有相当多的农户，没有经过互助组的发展阶段，就直接跨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的社，没有很好坚持自愿、互利、民主管理三大原则，属于一哄而起，生产管理缺乏经验，群众一时也不习惯，加之出现了一些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问题，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生产遭受到一些损失，群众生活也出现一些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