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见捷（约1558年～1621年），字汝纯，号太瀛，云南建水人，书香门第出身。其父包万化藏书数千卷、博学多才，是临安府庠生和颇有声望的私塾先生。包见捷自幼聪明好学，８岁时，临安知府钱邦称曾试以七言诗，包见捷居然能“应声而对”，使“钱公大奇之”。

　　包见捷之父见包见捷如此聪明好学，为使其远避府城的喧器，专心攻读，便在城南20余里的马鞍山建学舍一间，题名曰“五云斋”，让包见捷和他的一个得意学生谭继统在那里静静地攻读。明万历七年（1579年）己卯科乡试，云南有45人中举，包见捷和谭继统双双榜上有名，被誉为“双臂”。万历十七年（1589年）己丑科，包见捷中第二甲第二十二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在翰林院时，“与刘士峤、董云宰、焦弱侯游，诸公咸称之。馆中试课，与诸公竞爽，识者谓：‘是当留为史官无疑。’”然而，后来出乎识者所料，“竟出为礼科给事中，历吏、兵二垣，升户科都给事中。”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是一个热衷于敛财的皇帝。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万历皇帝向全国各地派出大批宦官担任矿监、税使。这些宦官仗着有皇帝撑腰，采掘黄金、撷取珍珠、强征赋税，并利用职权巧取豪夺、中饱私囊，百姓深受荼毒，怨声载道。包见捷不堪目睹百姓的苦难，屡次上疏万历皇帝，指出滥派矿监税使强征赋税、搜刮民脂，必然会激起民变，请求减轻赋税，并弹劾奸人李本立，税使马堂、鲁保等贪赃枉法、为非作歹的罪行。然而，万历皇帝却不作任何表示。包见捷也不气馁，他与户科的谏官约定，凡皇上采矿增税的诏谕一出，必犯颜力谏，有时，他在1个月之内竟上疏达3次之多。包见捷在疏中，或陈述采矿增税的弊病，或论临清税使扰民必致生变，或论辽东危急、矿税为患最烈等。他甚至不顾身家安危冒死直陈：希望陛下惜国体、重民瘼，撤回矿监税使，不然，大明各地都会像辽东一样，布满干柴，形势危急。“世界如此，更无一处得干净；百姓至此，更无一方得安乐。从古及今，有举动如斯，光景如斯，而能平安长治者，未之尝闻？乞亟罢矿店，撤回中宫，俾人心早有一日之安，则祖宗早有一日之福。”如此激烈的直陈惹得万历皇帝龙颜大怒，欲下旨逮包见捷入狱治罪，幸好大学士沈一贯和给事中赵完璧竭力说情，才将包见捷从轻发落贬谪为贵州布政司都事，其余谏官也被停俸1年，就连替包见捷说情的沈一贯、赵完璧也被牵连而受停俸处分。一心为国的包见捷眼看无力回天，忧心如焚，不久便托病辞官回故里。

　　包见捷回到建水后，潜心读书，认真研究历朝典籍。不久，云南巡抚陈用宾有意纂修一部新的云南通志，他得知博学多才、对历代典籍烂熟于胸的包见捷在家赋闲，便聘请包见捷承担此重任。纂修云南通志是有益于桑梓的好事，包见捷很爽快地答应了，并全身心地投入此项工作。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一部22卷、凝结着包见捷多年心血的《滇志草》终于纂修完毕了。按“投桃报李”的常情，云南最高军政长官陈用宾如此器重包见捷，包见捷应该对陈用宾歌功颂德才是，但刚正不阿的包见捷，并不愿意以私废公为陈用宾文过饰非，他在《滇志草》中，认为：陈用宾为防御缅甸而建关筑堡、大兴屯田等事不当；顺宁土司与大侯土司构杀纷争一事，陈用宾命下属勘处，因剿、抚意见不统一，酿成参政李先著被诬逮死于狱中，有错误。此外，包见捷在《滇志草》中记载某些与陈用宾相关的事件时，还与朝廷的态度和陈用宾的意见相左。由于这些诸多的原因，《滇志草》未能刊印传世。包见捷的《滇志草》史料丰富，天启年间刘文征编纂《滇志》时，便以《滇志草》为底本。但据刘文征所言，他所得到的稿本已多处被人篡改，而大非原貌。刘文征又去包家向包见捷的后人索取副本，也未寻找到。故后来辑录出的包氏原作仅《缅略》、《赋役志》、《兵食志》3篇。

　　包见捷热爱桑梓、关心民瘼，在家乡赋闲期间，见府城北八十多里的曲江“夏秋雨集，山泉汇之，腾涌澎湃，弥弥浩浩，溟涨无端”，阻碍着南来北往的行人和马帮。江面最宽时竟达里许，摆渡的木船常被波涛吞没，“民随波流葬于鱼腹”，“川中之骨可掬也”，明天顺年间，当地百姓曾在江水进入山峡之狭窄处架有木桥，但常常被洪水冲毁。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包见捷便和僧人如净、乡绅张国相等人倡议并带头捐银修建了一座长82.5米，宽12.2米，高12米的三孔石桥，使曲江两岸天堑变通途。如今，这座名叫“大新桥”的400多年前建造的古桥，仍横跨在曲江的两岸。包见捷听说曲江百姓为缓解“年苦谷费，流离饿莩”的苦楚，自发建立社仓储备粮食以“拯济穷窘”，非常高兴，特撰写《曲江社仓小引》一文以表赞许。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也就是杨荣被杀不久，朝廷复起用包见捷为兴业知县，后改户部主事，不久又升迁为太仆寺卿。一次，万历皇帝举某朝典宪询问廷臣，众人都回答不出来，唯有包见捷能原原本本，陈说无遗。万历皇帝欣喜地说：“中原文献尽在卿矣！”并命工部在包见捷的家乡建水建造牌坊一座，又御赐匾额“文献名邦”。从此以后，在朝的公卿都知道包见捷熟悉各朝的典宪，凡讨论重大问题，都请他参与以便咨询。万历皇帝死后，光宗继位，按万历皇帝的遗诏，以谏言而被贬官的官员都给予仅次于卿相的高位，光宗素知包见捷贤能，命时任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的包见捷入京，任命为史部侍郎。天启元年（1621年）包见捷在京病逝，天启皇帝诏赠工部尚书，赐祭葬。为纪念给桑梓赢得巨大荣誉的包见捷，在以后的岁月里，建水城内先后建造了“名世天卿”、“纶命频颁”、“节钺上卿”、“同玺近臣”、“南宫首选”、“词林独步”、“玉堂青琐”、“金马黄门”8座牌坊。遗憾的是，这些最能体现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风貌，最能使人产生思古之幽情的8座牌坊竟荡然无存了。建水如今还享有“滇南邹鲁”、“文献名邦”的称誉，都与一代诤臣和名臣包见捷的贡献分不开，建水人真应该重建那8座牌坊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