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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杨善洲手下工作

作者:杨征 来源:

  28年前,我从保山地区龙陵县文化馆借调至中共保山地委宣传部主编文艺刊物《横断山》,曾一度在杨善洲手下工作过,且同住在地委大院。

  办公楼是中式歇山式建筑,一楼一底,围成长方形的一个大院,俗称“地委大院”。领导的办公室、会议室,宣传部的办公室、档案室等部门都在楼上,而作为机要部门的组织部却安排在楼底,与大院的地面同在一个平台上,我有些迷惑不解,但也不便多问。

  当时杨善洲是地委书记,苏国相是专员。苏国相我更熟悉些。因为我写的短篇小说《谅解,还是需要的》的主人公就是以他为模特儿。小说发表在《解放军文艺》1982年第五期上。

  杨善洲书记我虽然不太熟悉,也未直接打过交道,因为和他同在一个大院工作,总是有见面的机会,不过,这样的机会很少,他经常下乡去,或者检查工作,或者调查研究,或者直接参加农活。

  他脸庞清癯,眉目慈祥,身材偏瘦,个头中等,随时挂着善意的微笑,说话声音不高。施甸姚关的乡音却十分浓重。要不是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服,像个干部模样,谁乍一见到他,只会以为他是个“姚关老倌”。

  下乡时,他卷着裤腿,背着一顶“大叶拷”,地委的那辆北京吉普车他也不坐,就步行出去了。去田间地头,去农民家中,干农活,拉家常,问收成,完完全全和农民融在一起。当地农民都叫他“大叶拷书记”。(“大叶拷”是保山一带农民常用的雨笠,用篾片编成框架,再用大竹笋叶填严实,又轻巧,又防雨。)这个称呼,足见他和农民的血肉连系。

  据传言,杨善洲的农民味太重,简直和农村老倌“拌不乱”。有一次到省城参加地书会议,宾馆的服务员看他像个农民,硬是不让他进宾馆,说里头正在开重要会议。他说自己就是接到通知,前来开会的。服务员硬是不信,双方争执起来,惊动了当时省里的主要领导周兴,周兴亲自下来,才把他带进去。服务员吓得伸了伸舌头:“哦,看不出,这个农民老倌,真是保山地委书记。”

  杨善洲艰苦朴素,艰苦奋斗,踏实务实,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的一贯作风,保山人民传为美谈,他的事迹,早已上过《人民日报》,足见影响之大。

  他对手下的工作人员,也要求要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最反感对群众漠不关心,摆干部派头的人。

  一次,我有事到地委组织部,也就是到我的办公室的楼下去。见杨善洲正在批评一个组织部干事:“组织部应该是党员群众最信得过的部门。你这样对待来反映问题的老同志,今后人家还敢来吗?为什么要把组织部安排在楼下,就是便于接待来访者!”

  当时,“文革”结束不久,落实干部政策是件大事。组织部每天都有人来反映问题,也许这个组织干事嫌太麻烦,态度和语气不太好,让杨善洲书记发现了,就批评了他几句。

  他批评人时,语调不高,也不竖眉瞪眼,表情却是十分严肃的。

  我总算明白了,组织部为什么在一楼?就是群众来访时便于联系,便于接待。

  杨善洲同志的过硬作风,不仅影响着群众对党的信任,也影响着干部的成长。

  和我同时分到龙陵县工作的黄炳生,是南京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我们都在1970年5月初分到龙陵县,他分在平达小学教书,我分到河头小学教书。这位黄炳生,在1979年时,被选为龙陵县副县长,分管农业。1982年升任中共保山地委副书记。走前,他约我到他家玩,对我说:“原来我只想继续留在龙陵县,听说上去是跟善洲书记,我想,有他带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也就同意上调了。”

  就是这个黄炳生,后来升为云南省农业厅厅长,再后来又当上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在一次中央召开的有关会议上,他谈到了滇西绿化,扩大森林覆盖面的问题。也许,杨善洲退休后,一头扑进深山、大办林场,正是他们“师徒”二人“心有灵犀一点通”,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吧。

  现在,全国都在宣传杨善洲的事迹,学习他的精神,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杨善洲的事迹不是“吹”出来的,而是早已深深扎根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田中。他的精神也不是文人们“提炼”出来的,而是他一直保持下来并经历漫长岁月的考验仍永不褪色的共产党员的本色。

(责任编辑:廖伟达)